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及其平衡方法（2）

不能把贸易顺差归咎为人民币汇率低估

中国经常项为何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主流的看法是中国汇率低估。这种把中国贸易顺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论点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第一，中国的贸易顺差首先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中国至今仍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相对较低，这就使得中国的内需相对于产出存在较大的缺口，从而需要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第二，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从而压制了工资的增长，致使内需相对不足。第三，如果说以上两点迫使中国必须通过发展出口贸易来平衡不断增加的产出，那么中国在国际分工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定会成为一个存在持续贸易顺差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出口国，由于制造业存在最小盈利规模，所以产量必须足够大，否则就会因为固定资产摊薄过高而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当生产商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而扩大产能时，面对国内有限的需求，就需要通过出口来突破需求约束。从IMF等国际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世界主要制成品生产国几乎都是贸易顺差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中国，以及东亚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

难以用资本项逆差平衡经常项顺差

基于以上三点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按照经济学原理，对于结构性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价格调整来解决的，因此，当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时候，想要通过汇率升值的方法来加以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案例。面对经常项顺差带来的本币升值压力，德国采取了极为正确的应对措施：对外，德国通过欧元区的创建成功实现了名义汇率的贬值，197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马克对美元一路升值，马克对美元的汇价曾经达到过0.35马克兑换1美元的最高记录，直到发生了1989年东西德合并，马克对美元的汇价才有所回调，但仍然处在0.65至0.7马克兑换1美元的高位，2001年欧元正式启用，从而为马克贬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根据欧元区平价，马克兑换欧元的比价是1.955马克兑换1欧元，而当时确定的欧元对美金的汇价则为1欧元兑换0.84美元，把马克兑换欧元、再用欧元兑换美元的折价一算，欧元的诞生让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了2/3左右；对内，德国又在欧元正式流通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大幅下调了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在货币贬值的基础上又成功实施了实际汇率的贬值，从而使得德国制造强势不衰。至于德国由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则通过欧元区内的贸易贷款和债券投资得以对冲。

反观日本，其应对贸易经常项顺差的方法几乎完全错误。与德国不同，日本在贸易经常项顺差持续扩大的情况下，选择名义汇率升值，试图以价格调整来平衡贸易顺差。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前的金本位时代，日元兑换美元的价格为360日元比1美元，但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实现浮动汇率起，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85年时已经上升到了230日元比1美元的水平，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走上了加速升值的道路，直到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到达了80多日元比1美元的水平。随着日元兑美元不断升值，日本的企业开始不断撤离本土，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空洞化和泡沫化，最后，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为货币升值而得到平衡，却爆发了让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的泡沫破灭的危机。

借鉴国际经验，在贸易差额因为结构性原因而无法消除的情况下，一国想要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汇储备过多、汇率升值对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大致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第一，是资本项的调整；第二，是经常项的调整（但就是不能采用本币汇率升值的做法）。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假如想用资本项来平衡经常项，那么对于一个贸易顺差国来讲，其方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的逆差（即资本流出）来平衡经常项的顺差。这种调整方法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比较可行，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稳态，金融自由化程度高，既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又有成熟的金融机构，因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环境下，既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银行，又可以通过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开展对外投资，来实现资本项与经常项的对冲平衡。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不可行，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尚处于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更加难以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经常项的顺差。由于经济增长尚未进入稳态和金融浅化，无法开放资本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