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乡愁”九脉（2）

四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断了香火。全世界都十分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尚且如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乏力。但却舍得花巨资大建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的“非文化物质遗产”。中华文化的历久不衰、薪火相传，大多仰仗于流布乡村的非物质文化。大到世界上独一无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农业哲学思想 “天时地利人和”；中到农业税收制度、土地制度、农户管理的村社制度，农业生产中的稻鱼共生、猪沼鱼、草灌乔、立体、循环、生态等经济模式，动物的杂交、鲤鱼通过转基因分离出金鱼等技术；小到民风、民俗、方言、礼仪、节日、节令、时序、民族、杂技、地方戏、中医药、传统乐曲、传统手工艺等，乡村中蕴藏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宝库，如今在“快文化”、“洋生活”、“超时空”的现代生活方式引导下，这个宝库不要说开发利用，大多无人延续，其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日本之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能以科技立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与他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理念密切相关。当今世界，美国以高新技术胜，中国以数量居首胜，日本则以历代传承的精巧工匠胜。一项技艺只要社会需要，哪怕不赚钱，几十代人一脉传承，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遍布全国，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具体的体现。13亿人的中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百年老店已是屈指可数，而且不少还在迅速消亡，这是民族的悲哀。二亿多农民工涌入城镇寻找生计，剩下的386199部队自顾不暇，谁来承接祖先几千年来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香火？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只是晃动在人类眼前的诱惑，乡村才是连接人类心灵的脐带。如果只知道从乡村索取食物，索取肉体的营养，不知道从乡村汲取传统，汲取精神的营养，人们所追求的现代文明将只是空中楼阁。

五愁“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窘迫。怕“物是人非事事休”，会“欲语泪先流”。作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大潮，不知故乡近况如何。“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沧海桑田，物换星移，那儿时玩伴还在吗？他们生活得怎样？过去那种勤劳不勤奋、勤俭不节约、艰苦不奋斗的状况有多大改观，他们中还有木纳呆滞的新时代的“闰土”形象吗？有走遍天涯海角，带“半身”城里人的洋气，说着地方普通话的当代“阿Q”吗？有被改造成“杀马特”的流行青年吗？有会经营、善管理、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化农民吗？有富压一方的“新土豪”吗？那村头的老槐树还在吗？那是全村人集会的场所。那村中的祠堂还在吗？那是村里人祭拜祖先的去处。那婚丧嫁娶的复杂礼仪，热闹场景还像当年吗？太多的回味，太多的问号，太多的牵挂。这也许是一个为了追求天堂般美好理想而颠沛流离半生的游子之愁。对于人类而言，最容易创造的神话就是天堂，不知道该怎样度过一生的普通人往往经不住发明者的诱惑，跟着追梦，结果丢下了有毛病的故乡，也没能住进没毛病的天堂。人间的许多悲剧往往就发生在为了建造一个个完美天堂而抛弃了自己的故乡。不爱故乡的人寻找天堂，热爱故乡的人建设故乡，人人都爱故乡，国家就是天堂。

六愁亲善和睦的乡邻关系是否依旧。“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相见，亲情依依；“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邀约，温情脉脉。问题在于那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今天的客船。传统兼业化的小农家庭与多样化的村社功能有机组合，使乡村自治权力结构下产生一种“自治红利”，使乡村成为邻里相望的伦理共同体，这是一种巨大的“家园红利”，是中华民族一笔独具特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资产。“家园红利”的向心力、归属感使人们不致因外部的福利更优厚而轻易选择离开。目前这种任由城市去“化”农村的城市化，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打破了沿袭几千年的道德纲常。亲睦和谐的诚信体系和熟人社会的道德纲常是维系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石，义为人纲，生为物纲，民为政纲是基本原则。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正面临重建新纲常的艰难挑战。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冲撞，导致乡村礼法失范，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薄，价值观混乱，潜规则盛行。报载，广西玉林市大平山镇南村女童小雨被多名中老年人性侵，其父得知真相报警，10人被判刑，其后女童及其家人遭到全村人的敌视，认为都是她把那么多人送进牢里。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已看不到合乎礼治的行为规范，长辈性侵晚辈，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一定会受到族规家法的严惩，而在今天的这个村庄里，竟然出现了这套荒唐无耻的价值标准。令人不安的是，这套荒诞不经的价值观，岂止这一个村庄！岂止这一个方面！我们不禁要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尚存的270万个村庄发问，那种“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诚挚无邪，那种 “能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邻里亲情，不知还存在多少？

七愁谁在误读城镇化。城镇化的本意应是不论你在哪里生活，都能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城镇化不是赶农民上楼。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城里人不同，他们远离集市，不像城里人下楼即可买到想买的东西。他们需要在房前屋后利用空闲时间种瓜种菜，养点家禽家畜，以供自用，他们需要有存放农具的场所、晾晒农产品的场地，不像城里人夹个皮包下楼坐车上班，生产工具充其量只需一台电脑。赶他们上楼，生活条件是改善了，可生活成本却大大提高了，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承受不起猛增的巨大生活成本，用他们的话说，早晨起来一泡尿，马桶一按，一角钱就没了。本来可以用于解决自给自足的大量空闲时间也白白流失，上楼的农民闲暇时间找不到用武之地，无所事事，倍感空虚。他们热切盼望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尽快改善生产条件，尤其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关涉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城镇化不是消灭村庄。乡村既是食物资源的供给者，也是几亿人生活和精神的家园；既是城镇化廉价土地的供给者，也是生态环境的保育者；既是内需市场的提供者，也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既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乡村与城镇的关系就像一对夫妻，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谁也不能取代谁，如果把乡村全部改造为城镇，那就变成了“同性恋”，人类将无法繁衍。城镇化不是把农民都迁到大中城市。发展小城镇是解决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最佳途径，中国十三亿多人如果都涌到大中城市，其后果将难以想象。即使在发达国家，小城镇也是主体，美国三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多达34000多个，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占城市总数的99%，10万到20万人的城市131个，3万到10万人的有878个。德国1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承载着60%以上的人口。由于城市病的泛滥，在欧洲及南美洲逆城市化的人口回流农村已成趋势。德国有40%多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和城市近郊，整个欧盟的最新数据统计，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高达58%，只有4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的城镇化何去何从，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