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失信
这次基辅街头革命起初是反对派借机发难,但之后已演变为反对“失败政治”的人民运动。数十万的普通人之所以愿意走上街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退缩,根本原因在于反对派的领导人和平民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契合——他们都要求对现在的寡头统治体制做出改变。这也是这次革命与“橙色革命”最大的不同之处。
第一次革命是寡头之间要求确立新的利益分配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被驱逐的寡头和驱逐他们的寡头之间的斗争。平民参与主要是争取在经济上突破,尤其是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层,他们要获得发展的机会。这次则完全演变为人民和寡头的斗争。由于腐败程度前所未有的高,执法部门的公平正义程度前所未有的低,民众对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的失望达到了顶点,并且失去了对政治人物的信任。乌克兰现在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政党乃至地区利益集团之间的政见对立,而是社会性的,是民众和国家机器(政权)之间的矛盾,是人民与寡头、精英之间的政治对立。也正因如此,这次街头运动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橙蓝或东西斗争的反复,至少不能以此作为解释,而是凸显了乌克兰社会日益深刻的政治分裂。如危机中所显现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演化为中央政权的真空和失控。乌克兰的内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若再不加控制,斗争将从政治集团内部外溢为真正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必将以内战或分裂的形式体现出来。可以说,乌克兰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十字路口。
笔者半年前在基辅访问时,当地学者多次提到,乌克兰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缺乏有思想、有长远眼光、有自己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领导者。所谓政治家奉行的政策,都是从选票政治出发的短期利益行为。现在来看,乌克兰确实需要一个“强人”出现,以重新恢复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新的领袖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完成与“橙色时代”的切割。
当务之急是理顺政体,包括构建有效的中央政权,打击寡头干政,遏制地方自治加剧。其次,要重建人民的信任,真正按照人民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行事,而不是政客们的黑箱游戏。敢于对任何的极端势力说不,防止社会的理性被极端思想裹挟。第三,当前时代政治家是否受国外支持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获得国内支持,那种大国的傀儡或利益代言人的模式现在已无法为继。最后,敢于坚持也有勇气妥协。乌克兰国内在重大战略性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且各个阶层之间都不愿做出妥协。季莫申科坚韧执着,但强势和不妥协的个性不但无助于危机解决反而有加深之势,且其本人就是寡头,而非人民领袖。拳王克利奇科政治经历清白,没有派系色彩,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得体,收放自如,有很大机会脱颖而出。虽然没有实际执政经验,但在一个尚不成熟的民主国家,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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