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预备立宪引爆的吗

关于辛亥革命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清政府已经启动了“新政”，改革的力度超过了戊戌维新，是“开明专制”的不错局面，可是恰遇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引起了中国国内要求仿行日本君主立宪的呼声，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立宪”，这个口子一开，便堵不住了大厦崩溃的“多米诺骨牌”，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笔者觉得，这种说法里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需要把史实弄清楚。

首先应该肯定，辛亥革命不是仅仅由孙中山等体制外的革命派搞成功的，而是体制内的立宪派与体制外的革命派合流、合力而为，甚至前者所起的作用不比后者小，这在史学界已经成了共识。比如，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和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两书，史料翔实，立论持之有故,都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与立宪运动之间的关系。

“开国会，定宪法”（郑观应语），本是中国近代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有识之士就感觉到了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层面，冯桂芬说“人尽其才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这说的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戊戌维新中，康有为上书皇帝建言“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正式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后来由于阻力太大，才未排上日程。庚子国祸后，慈禧表示懊悔，复推新政，有继续维新未竟事业的意思。新政中开办的新式学堂，在课本上公开提出：“立国之本，在于法律。立宪之国，法律为国民所共认”。这说明，“立宪”的社会舆论在当时已经相当广泛，它并不是仅仅因为日俄战争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政治主张。当然，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君主专制的大国俄罗斯，更使“立宪”增加了强有力的由头，其呼声在中国愈加高涨了。

于是清政府在1905年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出现了一波又一波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民间请愿与抗争，那么是不是因为“预备立宪”这个口子一开，坏了清政府的事呢？我们不能缺乏事实分析就下这种结论。

历史事实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所以最终走到了一起，是由于立宪派对清政府后来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彻底绝望，而当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际，恰恰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对政府充满期待，表示热烈拥护之时。报载全国绅商学子听到预备立宪的消息，莫不“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扬州商学界撰写的《欢迎立宪歌》唱道：“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歌动地球。”其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与端方等考察宪政大臣“频以书札往还”，甚至代为他们起草了考察报告。1906年，梁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高度肯定清政府认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开明专制，梁表示预备立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高效率的工作，“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至也”，呼吁全国人民给以支持。他还由此同革命派就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展开激烈论战，坚决主张中国走和平改革之路。我们今天客观地看历史，可以说“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必然要走的一步，也是清政府挽回戊戌政变以来人心丧失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后来的当政者却没有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