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2）

对如何走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很难通过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王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今天的“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在这个内容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消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无处不在，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已经长得足够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放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体制是否能够向社会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