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之反思（2）

有关“婴儿安全岛”的问题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不可否认，在当下，个别的弃婴行为要归因于父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更多的弃婴行为，还是和家境贫困，和婴儿患有各种先天疾病有重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弃婴现象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既有观念问题，也有现实问题。

对孩子的生命能够进行及时的抢救，这是设置“弃婴岛”的初衷。不过，作为一种救助手段，“弃婴岛”不可能解决所有弃婴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弃婴问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去做，建设 “婴儿安全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比如说，首先做好优生工作和婚前身体检查工作，增强优生观念的宣传，减少病残婴儿的出生。其次，加强社会保障的力度，对那些经济困难的新生儿家庭、先天患有重症的婴儿家庭提供更好的经济和医疗保障救助，从源头上来减少弃婴现象。最后，从扩充福利院规模，拓展社会化救助渠道，健全福利制度、法律普及和执行等多方面着手，形成弃婴救助的完整链条，才能大幅度减少弃婴现象。

“婴儿安全岛”负荷到极限是面“镜子”

笔者注意到，广州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在网上出现了三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要做就做好，不该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另一种声音表示理解；第三种声音是，暂停之后新的弃婴怎么办？

其实，广州“婴儿安全岛”接收能力达到极限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的问题有：其一，“婴儿安全岛”整体缺乏。如果每个城市多建几个“婴儿安全岛”，弃婴就不会集中到一个地方。

其二，我国保障婴儿权利的安全网络还不够严密。家庭是保障婴儿权利的第一“安全岛”，国家是第二，社会是第三。这些防护网都没有挡住两百多名婴儿被遗弃的命运，显然是个残酷的现实。

其三，广州有关方面最初预估不足。石家庄、西安、南京等地先后设立了“婴儿安全岛”。如果能从这些城市吸取经验，做出科学预估、加大财政投入，弃婴接收能力不会轻易达到极限。

广州暂停“弃婴岛”的启示与省思

犹记春节前夕，广州弃婴岛启动的消息，犹如冬季的一缕暖阳，温暖人心——当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反响和后果。随后的新闻报道用“弃婴像滚雪球一样涌进了弃婴岛”来形容这种骤然倍增、逼近极限的接收压力。

弃婴行为，尤其是遗弃患病婴儿，一直面临法与理的困境。“弃婴岛”的设立，也因此而引发如潮争论，争论屡屡陷入胶着与无解。在这种长期的道德困境中，政府从隐形缺位变为主动补位，凸显责任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应该说，这属于现代政府职责意识的与时俱进，值得嘉许。

因此，争论的焦点应落在：这种具体、暂时的救助会不会助长弃婴行为，从而在客观上、在更长远时空上对“弃婴”这一特定的、绝对的弱势群体，到底是福音还是相反？

在进行所有的法理学、社会学探讨之前，一个最基本的人类社会常识必须再度重申：成人给了婴儿生命，就有抚养之义务，无论他（她）是健康还是患病。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伦理底线，也是人类不断步向文明至臻境界而非沦为兽类的关键分野。因此，“弃婴”这种行为，无论在特定个案中附着了何种客观“不幸”（重病、未婚先孕、重男轻女等等），都无法湮灭其本质上的遗弃、逃责之“恶”。而作为人类“道德公约”的法律，才会不约而同对这种弃婴行为说不，将其界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