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之反思（3）

在承认这样的基本前提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探寻对我国而言尚属新生事物的“弃婴岛”的得与失。从微观的技术层面上说，这样的举措必定有利于保障特定被遗弃病婴的生命权，使其免于冻死街头，这是“弃婴”行为客观存在的现状下的一种次优选择。然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一定程度上“双赢”的结局，由于可能缓解弃婴者的愧疚心、罪恶感，从而间接鼓励了更多原本不忍心或不敢遗弃孩子的年轻父母更草率或更坦然作出“恶”的决定。以致更有甚者，将死婴弃于广州弃婴岛外，被警方定性为恶意抛尸。某种程度上说，设立官方性质的“弃婴岛”确实为父母违法提供了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弃婴岛的这一“社会实验”，一方面有着极大的官方善意，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可能激发出更多个体之“恶”的可能性。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有得有失，围绕弃婴岛合理性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关于弃婴岛的解决路径必然非常崎岖和艰辛，尚需多元思维、多股合力。比如，强制婚检10年前取消后，一些机构数据显示初生婴儿畸形率有所上升，恢复强制婚检的声音此起彼伏。尽管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据说尚无定论，但无疑，在以取消强制婚检凸显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以严惩弃婴行为来强化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又如，弃婴者中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底层群体医保乏力的欠账所致，但这也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弃婴者确实无力抚养病婴与“卸包袱”的成分如何区分？其二，国人保险意识有待提升，在政策性保险覆盖率有限的现实下，适度投保商业险是对自身的负责（当然国内保险业也亟待整顿规范）。

另外，弃婴岛骤然增加的“吸附量”导致其不堪重负，暴露出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在这一领域的捉襟见肘。尤其是弃婴父母出于“为孩子找个条件好一点地方”的自我安慰心态，也可能导致弃婴向特大城市的弃婴岛集中。单靠一地财力、人力难以承担这种重任，有必要以更宏观的视野，从全国的高度来统筹这种善行，比如在国家民政部门层面建立一种工作机制，调剂余缺、适度补贴等，以避免先施善政之地反而压力过大、不堪重负的显失公平景象。

【启示与思考】

因接受弃婴数量远超承受能力，在“婴儿安全岛”试点50天后，广州作出了暂停其使用的决定，重新使用时间另行通知。广州弃婴岛因此成为该省首个，也是全国30多个试点中首个叫停的弃婴岛。

其实，这种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乎人们预料。早在弃婴岛设立之初，就不乏激烈的批评声音，存废之争迄今仍未能平息。虽然社会舆论存在分歧，有人甚至指责广州设立“婴儿安全岛”变相鼓励弃婴。但总体而言，舆论对“婴儿安全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广州市启动“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其后一段时间，弃婴数目的激增，让广州福利院有限的救援设施备受煎熬。对于广州这个拥有巨大人口基数的一线城市，手中握着不多“底牌”的弃婴岛，从“捉襟见肘”到“几近崩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今，“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意味着从今往后，无辜的弃婴安全和健康没有了保障，善良的人们不得不为“弃婴”的命运揪心。

但是，我们相信，暂停并不代表着彻底放弃。广州市弃婴岛原本就是一次地方性试验，按照民政部要求，将为全国性类似设施建立探路试水。在这个渐进探索过程中，即便发现一些问题，遇到若干困难，也是在所难免，不必过度悲观。面对新鲜事物，不如“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导致暂停弃婴岛的“导火索”，也不能轻易忽视。广州市弃婴岛从春节前夕开始启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不得不暂停，充分暴露了有关机构在先期调研准备和危机应对上的不足：虽然看到了广州是省会城市、医疗资源较为集中、市民很有爱心的地域优势，却没有敏锐察觉，在国家儿童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大前提下，面对庞大的流动人群，单一救助和自身能力的先天缺陷。

弃婴问题是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客观地说，在“婴儿安全岛”这件事上，广州好事没做好，也有难言之隐。要彻底解决弃婴问题，绝对不是广州一市之力所能及。弃婴问题十分复杂，一方面，要坚决打击恶意弃婴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另一方面，更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构建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救助及其家庭扶助体系，编制起保护婴儿安全的大网；此外，还要强化家庭责任意识，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科普宣传，积极倡导婚前体检、孕后产检。只有多管齐下，弃婴这一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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