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 （2）

    主权国家同帝国无本质不同

实际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同帝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体纳入进来，而主权国家之间则盛行结盟政治。帝国和结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结盟政治是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国来说，为了对付另一个大国，需要和其他较小国家结盟；对小国来说，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须选择和某一个大国结盟。一旦结盟，联盟本身就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两个盟主之间发生冲突，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卷入。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再次表现为新型的帝国关系。当时，世界一分为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较小国家很难有自己的选择，要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要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这种“加入”往往是被动的。在两大集团内部，较小国家没有力量与集团的首领对抗。当时的苏联镇压了集团内部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叛行为”。西方集团内部要好一些，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性。不过，“镇压”也好，“协调”也好，只是集团首领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是因为冷战在当时成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苏联负责东方集团内部的稳定，美国负责西方集团内部的稳定，两个集团之间则是武力对峙。当两个集团之间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毁对方的能力的时候，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表明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尽管人们也把后冷战时代称为多极化时代，但不管有多少极，美国当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挑战者。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占据着世界经济的顶端，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但是，今天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而解体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本身，而非来自美国所认为的其他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尤其是联盟战略。冷战时代美苏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苏联联盟解体之后，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同盟。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调整同盟战略，或者改变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性质，或者甚至解散联盟。不过，美国没有这样做。

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和放弃联盟政策，反而强化联盟，使用联盟战略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联盟到处扩张西方势力，尤其是收编苏联帝国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收编，必然对苏联的主体即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必然要重新夺回这种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就是明显的例子。二是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联盟必须面对“敌人”，没有“敌人”，联盟就很难生存和巩固。顺着这个逻辑，美国开始物色新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一旦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亚太地区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联盟等等。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努力强化这些冷战时代的联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联盟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理性的选择。中国如果学习美国或者苏联，今天的局势会严峻得多。中国选择的是多边主义，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都是以议题和解决特定问题为主轴，并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现在，美国要“重返亚洲”，在强化原来同盟的同时结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选择站边。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对峙局面。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对较小国家来说可能是个灾难，不仅它们的外交会变得非常困难，它们的国内政局也会变得动荡起来。

德国先哲康德著《永久和平论》，成为经典，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但现实并非这样。首先，要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也是暴力和战争丛生的过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人类追求国际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长。对较小国家来说，如何避免像乌克兰那样的国际政治悲剧，仍然是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