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

二

如何发挥儒学淑世济人的功能呢？这是历史形成的百年难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复兴儒学的首要之举，还在于从政策上尽快恢复儒学的学科地位。晚清民国初期，中国积弱积贫，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志士仁人反思自身传统、学习西方长处，矫枉过正，一度误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拖累，民国伊始便将“经学”学科废除了。一时间改书院建学堂、拆孔庙建学校成为潮流，儒学因而失去制度依托和信仰空间而流离失所、孤魂游荡。后来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思潮，更使儒学成为没落王朝的“替罪羊”。

改革开放时期“拨乱反正”，儒学虽然重新得到研究和肯定，有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但至今在教育和科研体制中仍无恰当的名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急于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教育体系和学术思想不免存在良莠不辨、片面接受的现象，一些半生不熟、囫囵吞枣的西方理论，适用主义、工具至上的教育体制，以及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管理的学术体制，至今仍然充斥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人们常说的“以知识教育取代人格教育，用政治教育代替品德教育”等现象，更是当下各级教育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学生可以在各种国际性知识竞赛中屡拔头筹、获得大奖，但是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礼仪中，却常常交了白卷。“官员不廉，士人无耻，下民无赖”，甚至“十三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位摔倒的老人”等丑恶现象，也就自然会层出不穷了。

儒学至今仍然只在学术研究领域热闹，除了研究著作的层见叠出、学者自言自话外，儒学普及和社会公众参与还基本没有推行。究其根源是自从民国初年取消儒家“经学”学科之后，在现有以西学体系为主的所有学科体制和学术分类中，都没有“儒学”对应的学科和名目，而有的只是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知识化儒学，真正自得体系的儒学研究与知识普及基本还没有得到来自公众的、政府的资源扶持，儒学研究或普及难以获得体制性的资源保障，许多学者投入儒学的研究与普及、继承与发展等工作纯属自发性质，不足以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有阶段、有规模的系统化、持久化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应用转化，儒学传统资源的发展和利用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

我们认为，儒学无体制保障这一境况的形成，既有历史观念解放和转变滞后的思想原因，也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现实原因。前者症结在于，没有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特殊时期对“儒学”的特殊态度，不能与时俱进地用正确的态度面对传统；后者症结在于，拘泥于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体制及其管理模式，不能正确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内核，即以我为主的中国主体性原则和中外传统皆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甚而一方面迷信西方学科体系，食洋不化，作茧自缚，另一方面无视中国优良传统和文化软实力，邯郸学步，自废武功。

要想改变儒学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中失位的现象，必须恢复儒学固有的学科地位，发挥其应有的致君尧舜、淑世济人的社会功能。当务之急，是要敢于突破西学体系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樊篱，大胆而合理地予以相关学科体制改革，赋予“儒学”或“经学”独立的一级学科地位，保证儒学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以便于整体地、全面地学习、研究，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弘扬，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