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4）

四

“儒学”学科发展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应当是这样一批学人：他们认同并实践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充满忠诚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具备忧患意识和文化自觉，勇于担当中国文化复兴和儒学服务现实的文化使命，不仅用心于书斋中的精深学问（或可称之为“经典儒学”），而且还要把儒学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民间日用结合起来，为社会服务，为中国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服务（或可称之为“民间儒学”）。这样的学人，是儒学学科发展的主体，也是推动儒学应用普及和社会伦理改善的脊梁。当然，他们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作为“经典儒学”和“民间儒学”的自觉担当者，他们首先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阐释、振兴和普及儒学。他们要做好一套计划，包括如何落实“全面地认识历史”“四个讲清楚”“儒学精华”“文化软实力”“如何走出去”“中国特色”“核心价值”“基本道德”“礼仪重构”等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配合呼应，“经典儒学”主要是从经典阐释、学术研究层面切入，注重学术性、传世性、总结性、创新性。“民间儒学”主要是从应用实行、推广普及层面切入，注重应用性、针对性、操作性。

其次，要梳理和阐发儒学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讲清楚儒家信仰体系和价值系统：儒家建立了怎样的精神信仰和精神家园？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二是讲清楚儒家的道德体系与行为准则：儒家构建了怎样的供人们信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守则。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等，以及“五常”“十义”等具体守则。三是讲清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系统：如“礼乐射御书数”的艺能和“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对于这些东西要做知识性介绍和经典性阐释。

再次，为了适应儒学为当代服务的问题，要做好“儒学”学科五大课题。一是全面地研究中国历史和儒学史，包括在中国社会怎样产生了儒家、儒家有怎样的理论、历史如何选择儒学、儒学如何适应历史发展、如何影响中国文化、如何规范中国社会、如何影响古代东方和近代西方等问题，要在这样的构思中和框架下来写《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那才是真正的、完全的中国史。同时要加强儒学自身发展演变史的系统研究，包括儒家经典、儒学大师、儒学流变、儒学与社会、儒学与异教、儒学与政治、儒学与教育、儒学与选举、儒学与家庭等专题的个案研究，最终写出一部既尊重历史又全面系统的多卷本《儒学通史》。二是编撰一套全新的《儒家经典》读物，包括“十三经”以及其他先秦两汉的儒家重要文献的解读，可以分普及与提高两个系统，分别适应研究和普及之用。三是编纂一本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儒家格言》，包括儒家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仪、操守、文明、精神等各个方面，使人有一书在手，便具万象毕见、一检即得、方便适用的感觉。四是针对目前礼仪混乱、公德缺失和社会失序等现象，应当加强儒学文化与礼仪研究和宣传，编纂出适用于各个人群的《儒学通礼》，包括国家礼仪、民间礼仪、婚丧嫁娶、集会集社、朋友往来等方面，供现代人学习和应用。五是加强“大众儒学”宣传与普及，专门丛书或专题影视等形式，当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文化大众读本”，就是很好的尝试，可在此基础上，组织更系统的儒学专题读物加以普及，或与电视台、广播电台合作，联合拍孔子或儒学作品，向大众普及儒学知识，传输优秀伦理和优雅礼仪。

总之，儒学只有在国家保障、体系重建、全面研究和系统普及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其浴火重生、淑世济人的当代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