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战略

美国的对外传播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美国的对外传播战略中，其官方话语作为阐述美国政策的载体，承载的使命不仅是表达、传递美国的外交政策，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确性、法律合理性和道德正义性进行辩护和宣扬，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一战略不仅维护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美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制度安全，而且有利于增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并“反证”美国全球霸权的政治“正确性”和“合理性”。

一、争夺和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积极谋取和掌握国际道义制高点是美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战略的起点。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交流日益频繁的“地球村”时代，美国积极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世界各国一方面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强权政治特性，另一方面却无法从根本上否定美国全球战略的道德感召力。这一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的国际现象，同美国官方话语长期以来在对外传播中注重对国际道义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美国政治推崇“道义”原则。尽管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国家，然而，新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比如，在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上，新总统都会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美国货币上也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上至总统议员下至贩夫走卒都耳熟能详的“效忠誓词”，同样规定美国人宣誓效忠“在上帝保佑之下”的美国。美国社会强烈的宗教性，对美国的政治过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美国人对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具有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与自信，以及与该特征同出一源的传教士情节。美国社会的宗教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上的体现，就是美国的政治运转过程带有浓厚的道义烙印，或者说某种形式的“道德准则”。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在争取本国国家利益时通常首先祭出某项“道义原则”作为旗帜。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旗号抗衡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作为当事国的中国政府很难拒绝，其他列强也难以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从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的对华政策“原则”。该项“国际道义”原则，不仅极大地维护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也维护了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地位。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门户开放”一直被当作“中美特殊关系”的重要事例加以广泛宣扬，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第二，美国眼中的“国际道义”原则以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坐标。实际上，美国眼中的“国际道义”原则即是新教信仰在世俗领域的体现与延伸。这些道义原则与美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行不悖。例如，美国200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写道，美国“将积极努力，促使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自由、民主”等概念正是美国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作为美国标准的官方话语，在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外传播和国际事务中广泛使用和推广。

第三，向全球推广美式“道义”原则是美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重要特征。在美国宣扬国际道义原则的背后，隐藏的是美国对外传播的真实目的：表面上通过官方话语宣扬国际道义，骨子里却是对受众潜移默化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比如，美国白宫公布的2010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到了“普世价值”。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普世价值”一词。在“普世价值”正式作为美国官方话语之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词汇是美国在谈论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时最常使用的、标准的官方话语。在引入“普世价值”一词后，美国把普世价值定义为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宣扬“普世价值”即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即是“普世价值”。美国政府大力宣扬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顺利推进，有利于美国在不同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人群中树立起道德感召力，从而有利于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牢牢地占据国际道义优势。

二、引导和控制国际舆论倾向

在对外传播战略的整体框架下，美国的官方话语以“国际道义”为旗号，塑造、引导和控制国际舆论，推动形成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氛围和舆论倾向。

首先，塑造国际舆论是美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战略的首要目标。在国际舆论领域，美国政府通过官方话语持续的、反复的对外传播与宣传，把符合本国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观点塑造为国际舆论，把自身巧妙地打扮为“国际舆论”的化身。例如，二战结束以来，促进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成为国际事务中“政治正确性”的标准用语。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美国的官方话语以“和平卫道士”自居，宣称美国外交的目的是为了“世界和平”。例如，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是美国“重塑世界、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在这里，美国的官方话语有意地忽略了美国当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动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目的在于谋求美国的单边优势，是一种大大增强美国单方面安全的举措。毫无疑问，美国试验和部署导弹防御体系也是一种对国际战略力量平衡和国际战略稳定的严重破坏，不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从而损害了国际和平。然而，美国当局在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政策进行辩护时，其官方话语选择的用词始终是符合“国际道义”的词汇，进而把美国的政策宣扬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其次，引导国际舆论朝着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是美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又一战略目标。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邪恶轴心”是美国官方话语的高频词汇。美国政府从总统小布什到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决策层人士，轮番上阵，发布咨文、报告、情报资料、官方声明，直至在美国国会作证、在联合国演讲，言之凿凿，宣称萨达姆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让国内外民众相信通过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已经不可避免。战争前夕，小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官方话语“邪恶轴心”，并把这个标签贴在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个国家身上。这个指向明确、误导色彩浓厚的官方话语，让无从获得真实、可靠信息的大众群体，从潜意识里接受小布什政府所描绘的“萨达姆政府是一个邪恶的政权”的强烈印象，从而为美国政府武力进攻一个主权国家建立起“政治正确”、“道德合理”的必要舆论。在战争打响之前，美国政府还通过媒体大量报道萨达姆父子腐化堕落的花边新闻，成功地使普通大众失去对萨达姆政府残存的一点同情心。这一系列逐步展开的对国际舆论的精心引导，为美国入侵伊拉克铺平了道路。美国前总统杰米·卡特在《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评论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如“洪水泛滥般地断言：我们正面临着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隐藏在国内的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恐怖团体毁灭性的威胁。”“虽然这些断言的欺骗性后来得到揭穿，但木已成舟，我们大多数公民信以为真，支持战争。”

第三，控制国际舆论倾向也是美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官方话语作为国际舆论的重要信息源，在对外传播中不仅扮演了舆论塑造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还扮演了舆论倾向控制者的角色。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罢黜了总统穆尔西、暂停使用现行宪法。无论是按照穆尔西本人的说法，还是按照“政变”一词的定义，这当属毫无疑问的“政变”行为。然而，美国政府却没有将经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总统穆尔西倒台事件定性为“政变”。依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如果一国发生政变，美国就必须断绝对该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令美国当局头痛的在于，埃及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框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且埃及军方是以色列和埃及过去30多年来能够和平相处的关键，支持埃及军方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均十分重要。为了避免美国对发生“政变”的埃及的制裁自动生效，美国的官方话语必须先行定调，避免把穆尔西下台事件称作“政变”。事实上，美国政府力避“政变”的定性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后，西方国家政府以及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媒体表现出令人诧异的沉默。而通常的情形是，一国发生类似事件，西方国家把持下的国际媒体必然大肆炒作，“军人干政”、“民主倒退”、“局势动荡”等言辞将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媒体的焦点。1999年10月巴基斯坦军方解散谢里夫政府后，美国官方话语就把该事件描述为“政变”，并和欧洲国家立即对巴基斯坦进行制裁。总之，美国的官方话语以及这些话语背后所代表的美国当局的政策，源源不断地通过相关机构发言人的声明或谈话、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控制着国际舆论的倾向，使之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