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根基（2）

“平等”：超越平均，追求质量

张志宏

人在价值层面是生而平等的，这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绝对平等，但是，在社会实践层面却是相对平等的。

不论是现代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进入的科层制社会体系，还是我国自进入社会主义以来的社会分工体系，我们所追求的平等，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更不能等同于“平均”，而是强调公正、公平意义上的平等。所谓绝对的平等不仅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且也是没有意义的提法，甚至单纯地追求平均，或者一味地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将会损害公平陷入到平均主义中去。因为，人和人之间虽然是平等的，但缘于体力、智力、能力以及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在劳动中的贡献是不同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同的，如果片面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只会导致贤愚不分、勤懒不辨，从而损害到公平公正。因此，根据社会分工实行按劳分配，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这种“公平”也是一种“平等”的形式。这种社会分工就包括社会中的等级关系、身份关系，等等。当然，虽然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指挥与行动的关系，但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层面是平等的，即人格是平等的。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基于人格平等而衍生出的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譬如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二代”现象就是不平等的，应当予以克服。

在具体实践中，也应该避免从追求绝对平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个性化、差异化，甚至以“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来作为人类社会的圭臬，从而将人类社会异化为冷冰冰的程序化、制度化的社会机器，失去人之为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一点，我们恰恰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传统文化中的平等思想与社会现实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否认人生来具有高低贵贱之别，但认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就既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为社会分工提供了很好的标准和依据。所以说，传统文化中的平等思想不仅在传统社会，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相应的规章制度来保障诸如残疾人的平等权利、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和同工同酬等问题，无疑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公正”：惟“公”然后能“正”

朱贻庭

自近代以来，中国学界用“正义”一词翻译了西文“justice”一词，并大量引入西方关于“正义”的理论，许多论述社会问题的著述都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展开。这有积极意义，但也会产生理论与现实的某种错位。其实，中国也有源远流长的“公正观”。在中国语境中，“公正”是“公”与“正”的复合词。朱熹说：“公”是“体”，“正”是“公”之“用”；惟有“公心”，处事才能“无偏无党”、“无偏无颇”，才能当于理、得之理，才能“正”。所正之“理”，在古代是指“礼”以及合乎“礼”的一套行为规范。我们现在讲的“公正”可以界定为以“公”（“公天下”）为核心理念，以（普遍的）权利平等为基础，坚持公道，实现公平、正义，从而继承并发展传统“公正”观，并吸取西方“正义论”中如平等、权利的合理因素，既显现代性又具民族性。

将社会层面的“公正”界定为“惟公然后能正”，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公正观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传统公正观的优点。它首先要求执政者有“公天下”的观念，把天下人的冷暖疾苦装于胸中，这样其政策作为才有可能当于理，才有可能达致“正”。如果偏于一人一家或某一利益集团之私，那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先公”是执政之要、为政之道，也是执政者的政治德性。我们党强调“立党为公”，正体现了传统“公正观”的这一特点和优点；发扬“必先公”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立党宗旨，正是现在我们强调公平、正义关键所在。因为惟有“公”才能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利，实现社会公正。不仅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努力减少结果的不平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公正”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又是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问题。要实现社会公正，必先践履公正。对此，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责无旁贷。践履公正，也就是要讲公道。首先“干部办事要公道”。例如在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上，就要正确对待人情与公道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讲“公道”还要求“舆论要主持公道”。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网络微信、民间舆论，都应担负起主持“公道”的社会责任。公民也“要处事公道”。公民在遇到利害矛盾时也都应依法行事、按理“出牌”。“公道自在人心”，重要的是要让“公道”成为“人心”，使公道不公道，“人人都知道”。这样，就会形成崇尚正义、追求正派、维护规则、遵守秩序、平等待人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公正”成为深入人心的价值理念。

（作者系上海市伦理学会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