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顺：下决心疏解一批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城市功能

北京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凸显。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新北京基础设施建设思路：

加快推动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联合进行海陆空综合立体规划。

新北京产业发展重构思路：

积极参与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重构，在京津冀全域内进行产业分工合作布局。加快完善城市副中心、新城和小城镇功能，增强对中心城的反磁力。

北京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也相继凸显。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被推到了治理大城市病的第一线。对于有过上海和北京两个特大型城市管理经验的王安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可以按部就班推进的课题。

北京“城市病”的成因复杂，表现多样，治理难度可想而知。王安顺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了北京的城市特点和发展优势，指出了面临的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并就推进北京发展与管理做出5点指示，为北京治理'城市病'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我们将加快治理‘城市病’的步伐。”

敢下“城市病”的手术刀

《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114万，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触动了“控制外地人来北京享受发展成果”这根敏感的神经。你如何应对这对矛盾？在城市人口整体调控方面，北京打算如何筹划？

王安顺：我们对人口的控制绝对不是说不让外地人来，我们深知外地流动人口为北京做出了重大贡献。“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外地人口进京后，地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好各项服务。但是目前城市的配套服务能力日益显出不足。我们的抉择就是，在目前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控制人口发展是个必要措施，这本身也是对人的关爱。

北京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大城市病，状况之一就是集中表现为人口过快增长。2000年到2010年，每年全市增长70万人口，2012年、2013年有所回落，但每年人口增长也都在40万以上。

比如过去10年，城区的核心区西城区疏解8万多户、20多万人口，现在涌入的流动人口又有30多万，人口增长过快，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都跟不上，无形中带来各种矛盾。

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电主要靠外部供应；蔬菜、粮食大部分由外埠调来。今年有10亿立方米的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引进来，就为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在这么严峻的资源短缺情况下，如果北京的产业从低端到中高端都要做，对人口也不加以控制，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

过去我们总说的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其实城市中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表现也很明显，高楼大厦旁边就是棚户区，形成强大的反差。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氛围与部分脏乱的居住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棚户区住户艰苦的生活条件印象深刻：下水道、暖气、卫生间都没有，存在这样的棚户区也是城市病的表现。

我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转换思路，创造条件，有愿意迁出去的居民，我们考虑增加居住面积，尽可能保留北京的文化。当然，盖回迁房一定要考虑到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北京市民的感情在那儿，搬走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北京城的京味如果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就像郭金龙书记在3月1日的市委全会上讲的："要让市民找到记忆中的老北京。"

《财经国家周刊》：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市民最为关注的、涉及每个人切身健康利益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个连成因都尚未完全界定好的命题，北京市将如何展开系统化的治理？

王安顺：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实从1998年开始，北京相继实施了16个阶段的控制措施，空气质量连续14年改善。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雾霾问题却在近两年有所加剧。

2013年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今年2月又出现了持续156小时的雾霾天气。人们生活富裕了，但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却不能得到保障，三个最重要的生存要素是阳光、空气、水，空气不行、水不行，阳光随着水和大气污染也变得不那么明亮了。环境保护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

从指标上看，2013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为89.5微克/立方米，超过年均35微克/立方米的"新国标"1.56倍。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共176天，不足半数，平均每6天至7天就有一次重污染过程。

市委市政府对大气污染问题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重要性和紧迫性，2013年下半年我们编制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细化提出84项重点任务，打响了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战。

我们与国务院签订了责任书，明确到2017年要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比2012年下降25%以上，平均每年下降5%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近十几年来，配合举办奥运，我们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平均每年只改善3%左右。从国际经验来看，伦敦、巴黎、首尔等大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治理，年均改善也只有2%左右。我认为这个标准很高，北京的任务很艰巨。

至于治理的办法，是我们一直认真思考的课题。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从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四大抓手上着力，同时加大植树绿化、生态修复等环境建设工作力度，提升生态环境容量，强化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力争治理效果早一天显现，不折不扣地完成2017年的既定目标。

此外，我们认为也要从法治方面加以严格约束。今年1月在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已经从3月1日起实施，这为我们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而言之，治理大气是场攻坚战，政府是第一主体，全民都要来参与。

大气问题、人口问题、交通拥堵都是“大城市病”表现，很多问题往往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治理“大城市病”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已经没路可退，必须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直面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在快速发展中，北京市与河北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河北省一直以来给北京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关于京津两座大都市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更是绵延已久。站在京津冀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你如何看待这个特殊的“双黄蛋”区域发展的未来？

王安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期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并在今年1月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明确要求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近日，总书记到北京视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路径，为深化区域合作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动力。

我们必须跳出北京看北京发展、看区域合作，从自身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发，认真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自觉把北京工作放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更加注重功能疏解和辐射，更加注重为兄弟省市提供服务。

天津、河北与北京在产业结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等方面互补性很强，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空间巨大。北京作为首都，多年来得到了津冀等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从我们北京的角度是非常感激的。

下一步，我们要落实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配合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抓紧编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发展协调机制，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加快推动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联合进行海陆空综合立体规划，抓好大兴国际机场、京沈客运专线、京张城际铁路、京唐客运专线、京昆高速北京段、国道110二期等重大项目，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天津、唐山、秦皇岛三大海港，首都国际机场、北京新机场两大空港为支点，辅之以天津机场，以高铁、高速公路为网络构建京津冀对外交通主骨架。

北京基础设施

京津冀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市场力量发育不够充分，企业行为多处于自发状态，制约了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我们要积极争取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形成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合力。在区域协调发展初期可能需要中央的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发展规划衔接机制、区域发展政策联动机制和区域发展利益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