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2）

三、对待中华传统道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一个总原则，在实际认知和践行过程中，需要将这个原则具体化，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从我们今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大体上可分出几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情况，一些传统道德，基本属于精华部分。

第二种情况，一些传统道德，是奴隶制、封建制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核心意识形态，基本属于糟粕部分。

第三种情况，一些传统道德，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

还应当看到，就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也仍然瑕瑜互见，尽管“瑕不掩瑜”，但对于“瑕瑜错陈”的情况，古人从来都强调“持择须慎”。

首先，对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道德，要理直气壮地批判继承，同时也应当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进行分析，赋予时代新意。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是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所说的。其中所指的“天下”，在当时，既指整个中华民族所聚居的广袤土地，又兼指宋王朝统治的范围。这两句话中的“忧”“乐”，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忧乐，又有对宋王朝兴衰的忧乐。今天，我们理解的“天下”与范仲淹所理解的“天下”，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原则区别；相应的，所应当有的“忧”“乐”，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原则区别。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继承时都要注意抛弃其在当时所包含的抹杀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私利的消极内容，弘扬其在今天调解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善关系的积极内容。再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于其中的“广居”、“天下”、“道”、“志”等，都应当运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加以综合创新。

其次，对那些基本上属于糟粕的传统道德，要理直气壮地批判拒斥。比如，对“三纲五常”中的“三纲”，由于其是专制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意识形态支柱，而且与今天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完全背道而驰，不但没有正面价值，反而充满负面价值，因此，可以判定为糟粕，要坚决抵制。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屡屡表现出来的家长制作风和歧视妇女等现象，究其传统文化的根源，正在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类腐朽思想的毒害。

再次，对那些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的传统道德，更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以义利关系这一中国传统道德的中心问题为例。《论语》中提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等，这些思想，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古代统治阶级私利的内容。重点在于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与利和今天所说的义与利的区别，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好地弃糟取精。更复杂的是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是比较典型地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况。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君子”与“小人”的分别上。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的一层含义，是指统治阶级的成员，另一层含义，是指有道德的人；“小人”的一层含义，是指居下位的卑贱者，另一层含义，是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因此，对“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理解，可以包含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释义：一个释义是，只有统治者才思考大义、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贪图私利、懂得私利；另一个释义是，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考虑大义、明白大义，而没有道德的人不顾大义、只知道私利。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第一种释义显然是主流，对这样的内容，应批判拒斥。对第二种释义，应批判继承，其经过改造后，可以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处理好义利关系。

四、对待中华传统道德的正确方法论

正确对待中国传统道德，从方法论上来看，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道德特殊和道德普遍的关系问题。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对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之所以存在认识和实践偏差，方法论上的失当，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否定传统道德可以继承的观点，其错误在于只看到传统道德形成于某一具体时代、具体人物和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没有看到在其中也可能包含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因素；而主张全盘继承、全盘复古观点的错误，则在于夸大了传统道德的普遍性，看不到不同时代的特殊性，因而否认了对传统道德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怎样正确理解传统道德的这种特殊和普遍的关系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即使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例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但利用这种共同利益来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举着这种共同的、普遍利益的旗帜来抵抗外来的侵略，而且根据这种共同利益来开发自然和兴修水利，等等。

道德要求都具有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条件下，当一个道德要求被提出来的时候，从特殊利益的层面看，其必然要立足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尊卑秩序；从普遍利益的层面看，它也要着眼于维系当时社会的整体生产生活关系，着眼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家国社稷的长治久安。当然，由于受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当古人根据那时的特殊环境、特殊目的提出某些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时，又往往自认为是发现了人类道德生活永久不变的真理，认为这些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可以万古长存，企望“天不变，道亦不变”。

传统道德包含的这样两个层面，既使得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道德，其核心部分具有不言而喻的剥削阶级的阶级私利专属性，因此，对于这些反映剥削阶级根本利益，没有什么科学性、民主性和人民性因素的道德，就应该采取批判拒斥的态度；也使得那些确实反映了同一社会的人们所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那些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某些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必然会使道德有某些“共同之处”，那些如列宁所说的人类在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公共生活规则”，具备了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内核。对传统道德，究竟是批判继承，还是批判拒斥，判断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传统道德中是否包含着科学性、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因素。

那些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因素的独特的、优秀的文化道德遗产，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加以甄别改造之后，就必将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特的文化依托和文化优势，也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独特的文化依托和文化优势。正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启示我们，中国注定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五、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和主流

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和主流，可以简约地概括为“天下为公”的精神。

认真反思数千年的文化道德传统，在今天还能称为美德的，可以说，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礼记》中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神，《礼记》中阐释的“小康”“大同”思想，本质上是和“天下为公”这样的“大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中的“夙夜在公”思想，《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贾谊《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思想等，强调的都是“天下为公”精神。正是在“天下为公”精神的影响和激励下，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颜元写下“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林则徐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道德格言在传统典籍中汗牛充栋，这样的道德人格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共同彰显着中华传统美德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上的特殊宝贵的价值。

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美德强调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尽责，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直至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整体主义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区别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征程中，饱经内忧外患，历尽兴衰起落，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上唯一使远古文明与当代文明、远古民族与当代民族一脉相承的文明民族。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中“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精神，成为维系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愈挫愈强的强大精神纽带。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成为几千年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而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尽管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外敌入侵的外忧、无数次国家分裂和地区政权间对立的内患，诸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并峙等时期，但最终都依靠自己民族的力量，一次次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应当看到，在长期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道德中“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思想，也打上了深深的剥削阶级私利的烙印，成为维护统治阶级私利的一种思想武器。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把一姓王朝的私利，冒充为所谓“天下”的利益。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主义精神，就是要拒斥这种用一己私利冒充天下利益的思想，继承那种“夙夜在公”、“公而忘私”、忧乐天下的“天下为公”精神。在今天，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就是最根本的“天下为公”的精神。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求是》杂志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