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政府治道变革 （2）

二、有限政府不是等级政府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自由，需要有限政府，也需要有效的政府。但是，为什么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要实现有限政府那么难呢?

这需要我们探索市场经济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更需要我们去探索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谁有资格消费什么，都是政府决定的，而政府是按照管理幅度和管理效率，按照等级设置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大约有国家级、省部级、地区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六个级别。由于计划经济事务繁多，管理幅度必须缩小，因此在一些级别里，又产生了一些级别，比如国家下有大区，或者让有些重要省市的官员成为政治局委员。省下设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或者让有些市的官员成为副省级领导、省委常委成员。地级市下也可能有副地级的县市，县下则有区，或者副处级的镇。

在这样的经济里，生产单位是有级别的，消费单位也是有级别的。生产单位，大的可能到正部级，小的可以是正科级，或者没有级别。消费单位也是如此。生活待遇上，住房分配是最典型的，正部级220平米，司局级120 平米，正处级90平米。用车的排量也是按照级别确定的。这样的体制里，发展的权限是有等级的，即使是借债的权限也是有等级的。重庆成了直辖市之后，就充分享受政治局委员级的发展空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样的体制有了很多变化，比如很多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尤其是价格，不再决定于政府。其结果是很多人都可以从中赚钱，很多企业家白手起家，挣了很多钱。他们买别墅，买比很多部级官员还要大的房子。很多人买了好车，远远超过官员的公车。电话过去要有级别才能安装，后来是商业化高价安装，现在是家庭有电话，每个人都有了手机。网络发展起来以后，更是人人平等，即使贵为副部级的官员，在微博上和一个新手也没有两样。

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的基本治理结构依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政府的级别依然如故，而且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在市场经济国家，娱乐精英、学术精英、媒体精英和企业家精英在地位上和政治家没什么区别，有的比政治家还要高。但是在中国，这些精英的地位和政治家相比，似乎越来越远。一位学者自以为地位很高，别人给他的答复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教授的地位过去是副厅级，现在也就是副处级。大学生最想就业的岗位是公务员，其次是国企，然后是事业单位。

结果整个社会根据与权力的远近分了很多层级，掌握权力的官员为最高层，这部分人员按照行政级别排座次。官员还划分为有实权的和边缘化混级别的。其次是事业单位，大约有几千万人，内部分为参公的，全额拨款的，差额拨款的，自收自支的，还有聘任制，最边缘的是合同制的劳务外派。事业内部也有各种行政级别，从正部、副部到老百姓不等。第三部分是和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靠点边的，不是正式公务员，是协助性质的。他们有的可以转正，有的很难转正。他们享受到了好处，却不牢靠。除此之外，就是一大批草民。这些人的高端是城里人，城里人按照城市的级别分成三六九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是按照行政级别编排的。这些人的低端是乡下人，他们过去没有商品粮吃，现在依然在向土地要吃的，更多的是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工，叫做进城务工人员，拿着身份证，没有工作地户口本，但会有一个临时居住证。

这种社会分层显然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市场经济按照一个人的成功程度来分层，而不是按照身份来划分的。娱乐圈最成功的，就是市场价值最高的那群人。学者圈最成功的是对学术最有贡献的那群人，企业家最成功的是对经济贡献最大的那群人，政治家最成功的是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人，警察最成功的是破案最能干、维护交通最有贡献的人……这里，没有任何身份，也没有任何等级。社会评价是多中心的，成就也是多中心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行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们从事社区工作，不会说是从事所谓的基层工作。来自首都的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天然的领导，是从上面来的。国家推动改革，不会说是自上而下。社区推动改革，不会说是自下而上。

显然，经济转轨要向市场经济转变，不能仅仅停留在所谓体制外的改革，更要改革所谓的体制内。而体制内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权力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政府的治道变革。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政府权力体制呢?

30 多年来的政府改革，是不是促进了政府的治道变革? 很多改革措施，包括反腐败的措施，是不是反而强化了政府的传统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