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1949年春夏，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这些方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开创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思想和战略指导，对新中国外交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几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些外交方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些年，国内研究时而会出现一些“新论”、“新认识”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观点认为，新中国不应挑战世界秩序，而应照顾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尽量争取广泛的国际承认和西方国家的援助；新中国在战略选择上有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空间，但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边倒”或过早实行了“一边倒”政策，结果没能抓住美国对华政策的过渡期以及与美国和解的机会，导致了中美对抗等等。①上述设想对应了新中国外交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承认、援助和安全。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立足对中国、美国和苏联三方文献档案的梳理分析，将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美、苏对华政策进行对比，以期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对这些评价做出回应。

一

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和巩固国家的完全独立，为全面恢复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争取国际承认、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的背景下，影响新中国做出决策的主要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要求决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独立自主；二是国际、国内形势，要求能充分认识自身条件、对外关系和外部环境，确定联合的对象和威胁的来源，从而占据主动。也就是说，在考察新中国外交时，首先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的关系，主要是与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不是军事政变一夕促成的，而是几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成果，是在解放区地方民主政权的基础上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推进而最终建立起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援助问题出现的时间最早。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中国革命争取外援的早期实践。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革命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做出了“这种形势已经改变”的判断，他提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2]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美国是援华的两个主要国家。考虑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已上升为全球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而苏联自身重建任务繁重等因素，中共曾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期待美国能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帮助并发挥积极作用。1944年，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了中国人民关心的三大问题：第一，美国是否有回到“孤立主义”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的可能？第二，美国政府真的关心民主，关心世界民主的前途吗？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国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3]

美国是如何回应上述问题的呢？它彻底摒弃“孤立主义”，转而奉行“全球主义”，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扩张政策，谋求建立和巩固其“世界领袖”的地位。美国视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安全和秩序重建中最重要的盟友，希望中国能统一在一个亲美政府之下，实际上是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有效遏制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扩张。在美国看来，让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获胜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扶持、援助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已成为既定方向。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干涉中国革命的道路，在美苏冷战风云下，美国的扶蒋“调停”压共很快就演变为扶蒋内战反共，彻底站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妥协、合作的基本策略，承诺不支持中共而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以确保其在《雅尔塔协定》下获得的在华权益。由于美国将苏联排除在对日占领之外，苏联更加重视中国东北在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而美国在华直接派遣美军帮助蒋介石抢占恢复地盘的行为，又增加了苏联对美国威胁、染指其在东北势力范围的担忧。为牵制美国和倒向美国的蒋介石政府，苏联为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进入东北创造条件，并移交缴获的日军大量武器装备给中共。

尽管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谨慎而有限度的，但已使中共看到了利用东北特殊地缘优势争取苏联扩大援助的可能。从1947年到1948年，在国际冷战格局形成的同时，中国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开始从战略高度谋划联合苏联的前景。1948年初，除少数几个大城市外，人民解放军已基本控制东北全境，东北不仅将成为大决战的首战之地，而且面临迅速恢复经济、为解放全国提供后方保障的迫切任务。因此，毛泽东改变了进入东北初期关于“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4]的命令，积极主动地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言，中共毫无管理经济的经验，无法管理旧城市极其复杂的经济，为此，请求苏共中央派专家团到中国解决经济任务，并在已解放的地区修复铁路。[5]

面对新形势，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48年5月，斯大林批准派遣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东北，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和抽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的命令。[6]他指示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任何偶然事件都不会吓倒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资金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7]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苏联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1948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未来苏联援助中国的形势做出判断：“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8]

就在几天前，即9月8日，林彪曾致信斯大林，说明东北在恢复铁路运输和工业企业方面缺乏金属、设备、材料和有经验的干部，提出为制定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希望苏联能派一批专家来华援助，包括计划专家、国民经济专家、各类工业专家、财政专家、军事铁路学校教员、工业学院教授等至少100名以上的各部门专家。[6]这封信再次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即将面对的新任务、新问题，中共要担负起城市接管、经济建设、国家管理的重任，却缺乏资源，尤其缺乏经验和人才。

苏联大力帮助完成东北铁路干线的恢复和运营，并同意毛泽东关于帮助修复华北铁路的请求，但拒绝此时派遣专家小组。斯大林对援助中共还存有很大顾虑并坚持谨慎行事，他怀疑毛泽东不过是另一个铁托，将来会与苏联利益背道而驰，而且还顾忌美国的反应。1949年1月，斯大林派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西柏坡了解情况。毛泽东、刘少奇等与米高扬进行多次谈话，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关于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问清楚表明了中共的亲苏立场、向苏联学习的愿望以及站在苏联一边的决心。

米高扬的访问使斯大林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支持中共的政策。随后，苏联加大了援助中共的步伐和力度，中共也坚定了联合苏联的决策。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8](p.262)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共必须要尽快落实苏联是否会承认新政权、是否会提供全面援助等重大问题。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第一天会面，斯大林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提供3亿美元贷款，派遣专家，帮助清除上海外围的水雷、建立舰队、开辟中苏空中航线，以及帮助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并提供歼击机，等等。斯大林表示，苏联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国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他还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解放新疆。[9]为确保刘少奇访苏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对苏联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于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10]在之后的中苏会谈中，斯大林承诺，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予以承认。8月25日，完成出访任务的刘少奇返抵沈阳，随同抵达的还有科瓦廖夫和220名苏联援华专家。[1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