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3）

三

有论者认为，朝鲜战争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处于一个过渡期，并不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意图。③这一判断的结论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应选择对苏联的“一边倒”，因为这样对于美国来说“太刺激了”。

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回答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他打比喻说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因为“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0](p.1473)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10](pp.1486～1487)

如果说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认识，那么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则更多的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形势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0](p.1193)“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是想独霸世界”。[21]可以看到，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遏制政策如影随形的是美国的扩张政策，也就是干涉、侵略和战争政策。这一政策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后进一步得到加强。

美国扩张政策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它要在远东其他地区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予以抵消和制衡。早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基于冷战需要和对蒋介石失败的预期，美国开始对其亚洲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转而扶持日本充当其在亚洲遏制苏联的新据点，并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设想：“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22]美国将安全防线从本国西海岸推进到中国东海岸，对中国而言，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呢，还是战争和军事威胁？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寻求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也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的局势，而将遵循不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意见。[23]1月12日，艾奇逊在其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讲中再次公开确认了美国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的太平洋防线，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其他地区，他声称“没有人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攻击”，“这样的保证是不明智的或不必要的”。[24]上述表态被看做是“弃台论”的明证。但是，这种论点的片面性在于它忽视了美国奉行扩张主义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场，忽视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两面性、复杂性和对抗性。

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和安全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奉行“通过外交和经济的手段”阻止共产党取得台湾[25]和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的政策，已经与台湾建立起紧密联系。从政治上而言，台湾是美国留在中苏关系中的关键“楔子”。出于不愿直接军事干涉中国革命的相同考虑，美国也不愿对台湾采取军事占领的措施或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它表现出对台湾没有“侵略”和“分裂”意图，希望借此凸显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省份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从而激发中共和中国人民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在苏联的长时间滞留，使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派认为可以加以利用来分化中苏。在军事上，台湾的地理资源条件决定了它对美国防御岛链的战略重要性，其地位在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后进一步上升，这是美国军方反复强调的意见。无论美国希望台湾发挥哪种作用，在其冷战思维中，台湾问题早已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不是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而是共产主义的进攻和扩张，如果获胜会在亚洲演变为“一连串的灾难”。

美国划出的太平洋防线与其说是防线，不如说是遏制苏联扩张的底线。艾奇逊的演讲清楚地说明，美国对(南)朝鲜负有直接责任，如果抹杀美国在朝鲜半岛已付出的努力，在建立这个国家的大业中半途而废，是美国亚洲利益“彻头彻尾的失败”。[24](pp.116～117)而此时，斯大林正背着中国酝酿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转而由防御改为进攻。美、苏的战略意图与远东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诉求，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交织在一起，使这一地区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和错综复杂。由于地缘关系，新中国很难在安全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绝缘自处。

艾奇逊对杜鲁门声明中“目前”一词的解释是：如果美国的势力在远东遭到攻击，它“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保卫其安全”。[26]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推翻了他在1月5日的声明，声称“共产党占领台湾，将会对太平洋安全和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为此，他“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监督“台湾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攻击”，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27]这样，美国政府不仅公然派军队入侵台湾，还公开抛出了它谋划已久的“台湾地位未定”论。10月7日，美军不顾中国方面的严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根本改变了朝鲜内战的性质。

当战火逼近中国边境，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时，中国必须为保家卫国而战。朝鲜战争的爆发证明了“一边倒”战略的前瞻性，中苏结盟为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对抗提前“请好了一个帮手”[2](p.132)，占据了主动。“一边倒”的实施还使中国以最小代价解决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而且对迅速实现新疆和平解放和防止分裂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当时的判断和决策符合中国革命和国内外形势的历史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要解决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联合苏联是必然选择。“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者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有机整体。三大外交决策的历史贡献是使中国在大国强权政治称道的冷战格局下，不但赢得了国家独立，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而且巩固了新生政权，保障了国家安全，扩大了国际影响。三大外交决策背后的强大支撑是中华民族“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p.161)三大外交决策所指向的道路是毛泽东所宣告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8](pp.343～344)

①参见祁怀高：《历史的抉择，还是人为的选择——对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再思考》，《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隋淑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②即非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和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力量，总额7500万美元。

③参见隋涉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