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网记者：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占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市场和政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就要求“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配合、共同发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要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特别是产业布局、产业发展。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也包括治理雾霾。
而政府应该在发展战略、重大规划、重要标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方面有更大的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拿北京来说，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有些不符合定位的企业应适当地向周边城市转移。而“增量”部分需加大控制力度，向周围布局。这个过程很复杂，应当采取合适的市场办法加适当的行政办法来解决。
马晓河：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建立三地的协调机制，京津冀之间的协调可以学习法国大巴黎区。大巴黎区跨了好几个省，它有一个建设机构，掌握一定的资金，对各个省区之间的大区公共设施进行统一建设。京津冀也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统筹协调跨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三地每年各出一部分钱给这个机构，专门用来建设跨区之间的公共设施，如断头路、断头天然气、水管等等，共建共赢。
王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首先要建立协调机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协调机构应该是办实事或者是拍板做决策的。仅靠这个机构不够，还要发挥发挥不同层次的协同作用。一定要避免京津冀协同只是政府的事，这是一个死胡同。
这个协同应该包括社会专家、一些企业和利益相关的公众群体。比如环境事件，应该有更多的公众参与，用有效的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考虑在大的框架下成立委员会，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汇集到中央决策部门，从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来考虑。
崔军强（新华社北京分社常务副总编）：一体化过程中主要手段应该是市场化，但如果不搞行政命令了，很多事又是空谈，又是热闹一场。所以，在顶层设计中，肯定既要强调市场行为，又得有一定的行政干预，关键是二者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
北京现在面临的是扬弃问题，你扬什么，弃什么，到底要不要实体经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恐怕一体化就不会那么顺畅。
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型都市，必须有一个充足的财力去保障，才能正常运转。北京地铁交通补贴每年是200个亿。现在修地铁，其中主要一部分就是靠财政来投入。如果没有实体经济保障，财政受到影响，单单交通而言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他公共服务都会受到影响。
王海征（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京津冀要学习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验。长三角、珠三角发展中央协调了吗？没有。中央当时让广东搞改革，不给钱，给政策，珠三角就干起来了。长三角呢，也没有让中央来协调，靠的就是市场经济。
所以，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确需要高层协调。为什么呢？各自为政的格局如果不通过更高的行政力量来打破它，仅仅通过市场的力量难以打破。在长三角、珠三角，市场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在京津冀一带市场发育程度太低，相反，行政的力量太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仅仅靠京津冀三地政府自觉地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更高层级的行政机构来解决。在此基础上，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我们对市场要有信心。市场发育起来以后，实际上地区之间的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强调京津冀一体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这一轮深化改革到位与否。如果我们这一轮改革的步伐加快，真改、真到位，京津冀一体化的步伐肯定会加快。
刘元旭（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在这一轮京津冀协作的过程当中，靠三个省份之间自己商量难度依然很大，应该有更高层的协调机构。应该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就是利益的分享，甚至是税收的分享。比如对北京经济有贡献的产业，外迁出去后，怎么在财税分配上进行制度设计，让北京也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好处，这样有利于增加产业疏解的动力。
需要建立首都地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为京津冀地区优化城市和产业布局奠定财政体制基础，更好地促进首都地区间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潜力也很大，需要明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
为此，需在京津冀地区内实行与产业转移地共享税收新机制，发挥好北京人才技术和产业优势，全面推进区域分享税收机制，避免各个地方之间为了税收收入“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要通过区域间财政体制创新使京津冀各方形成良性协同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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