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如何理解“比尔·盖茨劝中国富人多做慈善”（3）

消费什么，如何消费是一门学问。如同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也是一个学习消费的社会，是消费的社会培训过程。马克斯·韦伯指出，只有当人们普遍能心怀感激与敬畏地对待财富，用正当合理的手段创造财富，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财富时，一个社会才会具有与现代文明相称的财富伦理水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才成为可能。所以，败坏的人心不可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也不可能建构“好的市场经济”，相互为恶、不择手段的传统利害观、财富观随时有可能成为财富的毁灭之源。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必须学会如何看待财富、追求财富和支配财富，共同建设健康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每一个消费者，尤其是富裕阶层都应当从自己做起，承担起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倡导责任与文明的新消费观念，在全社会树立起理性消费的新风尚。

与国外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普及性上还有较大差距，公众参与率较低。资料显示，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我国慈善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制欠完备，慈善事业遭遇的最大尴尬是缺少制度和文化的“设计”。因我国现有慈善机构大多依附于政府机关，主要依靠政府劝募，而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弱小，民间救助的存在和发展举步维艰。人们所熟知的“诺斯悖论”，描述的是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形态，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吊诡的是，在重重慈善丑闻的重创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慈善机构的公益性。

面对日益下滑的慈善公信力，如何挽回慈善事业的“生命力”？正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的那样，“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所以，鼓励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一方面固然需要富人树立良好的慈善形象，另一方面慈善机构自身也要有良好的形象，这有赖于政府的制度设计，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笔者以为，发展慈善事业，必须从根本上改观捐赠者、社会公众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态势，增强慈善的透明度，确保慈善事业的公益目的。

富人群体如何才能不吝慈善

只要富人们的财富来源合法，他们像西方富人那样玩高品位消费，购买各种奢侈品，本也无可非议。比尔·盖茨要强调的是，除了学习在物质上的享受，其实中国富人更该学习西方富人的精神品质，这才是他们在社会里受到尊重的原因。比尔·盖茨的呼吁，理应引起中国富人的思考。

奢侈品向来是高品位和高附加值的消费，但在我国部分富人那里，奢侈品消费变成了补偿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这些富人有的过去“穷怕了”，有的因为发财不易，格外看重财富的“私有”属性。总之财富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文明优雅，反而让他们感到空虚和不安，于是就把大量财富用于奢侈品消费，以弥补过去的“苦日子”，见证自己今天的成功与荣耀。据统计，去年中国前100名慈善家共捐赠8.9亿美元，同期美国前50名慈善家捐出77亿美元，其中“脸谱”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就捐款近1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差距，并非仅仅因为美国富人比中国富人更富有。另据统计，去年中国奢侈品本土消费280亿美元，境外消费740亿美元，中国人买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堪称奢侈品消费第一大户。

中国的富人群体一边不惜为消费奢侈品一掷千金，一边却在慈善捐赠时多有保留，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们的社会要在富人群体中培养科学、理性的慈善观念，在全社会构建积极、健康的慈善文化，就是要让富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尽管在所有权上属于“私有”，但就财富创造过程、使用过程及其辐射带动效应而言，它们已经具有高度的“公用”属性，富人将部分财富用于社会慈善事业，是这些财富最好的归宿。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财富理应避免耻辱的结局，回归“公用”的本位。

如何改变中国富人群体热衷奢侈品消费而吝于慈善的形象，这不仅需要中国富豪阶层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可以系统性做慈善的制度。如何建立令富人们放心的慈善制度，如何在税收调节等方面做好功课，这都是富人不吝慈善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