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基层干部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

于海河成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基层干部学习的标杆。

这是他（左一）在田间检查农业生产。

（资料图片）

2月中旬江西省永丰县八江乡购买20多辆自行车，让乡村干部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

4月14日，四川省南江县关门乡石庙村群众在对乡干部落实群众路线情况进行测评打分。

今年以来福建省武夷山市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我和百姓拉家常”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已有三个月。和第一批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级单位不同，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层级是市、县、乡镇，这是中国治理的最基层，也是老百姓直接与之打交道、干群矛盾最多发的层级。

因此，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央精神层层传递至基层，要保证不走样、见真章，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群众路线要落到实处，就要真正给群众办实事，更需要破解“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①下基层，带着泥土味

“去定点联系村走访村民，很多时候人家不在家，就得一次次地去，直到见到人，听意见、听问题。最后把群众意见汇总成表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谈起最近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宁夏吴忠市工作的选调生宗立冬颇为感慨。他告诉本报记者，走访定点村的200多户人家，他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走访群众、听群众提意见、提问题、讲困难，是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在福建莆田，当地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夜宿在偏远的南兴村，用“住村夜访帮民富”的座谈会方式，听群众对农村工作的意见。而在同省的宁德，坚持了26年的“四下基层”工作方法——“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正在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被进一步扩展。在该市市委书记廖小军看来，干部只有到村头、走山头、下地头、拿锄头，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会丢掉“官气”，沾上“土气”，承接“地气”，聚集“人气”，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需。

“说实话，没住够！”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许昌，市委书记王树山在3天的驻村生活结束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该市的常委班子成员都进驻当地的贫困村，与村民同吃同住，了解群众的困难。而王树山的感慨，源自收到的诸如修路、架桥、治病、上学、就业等“热乎乎”、“带着泥土味”的群众反馈。

除了市、县领导干部到联系点、联系村走访调研之外，多地还大规模组织党员干部下村活动。

在李克强总理的联系点内蒙古翁牛特旗，全旗32名处级干部带领22支工作队、270个工作组、2065名旗乡党员干部，在全旗逐村逐组逐户开展调研走访。为了防止这种走访走过场、装样子，当地还成立了20个督导组，对下乡工作进行巡回督查。

在河北省衡水市，1万多名市、县、乡机关干部被抽调出来，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指导员，选派到全市近5000个村、100个社区和500家企业。征求问题与意见，同时送信息、送政策、送技术，是这些干部的主要任务。

而在宗立冬所在的吴忠市金积镇，走访更是被拆分为“走”和“访”，除了“走”入每户村民的家中听取意见外，还要访党员、访致富户、访贫弱户，听取各方面经验和意见。在他最终汇总的群众意见表上，记者看到，大多是诸如“东门1队和东门6队门前的马路还是土路，下雨下雪很难行走”、“年轻人外出务工较多，很多家庭只有老人在家，有没有适合农村养老的模式”等“细小”又“实在”的意见。

“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有一个缺点，即把‘官’与‘吏’分开——‘官’是形式官僚，基本上是诗词歌赋、传达文件，办实事则依靠‘吏’，造成脱节。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制度优势即在于起于基层，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靠什么赢得百姓信任和拥护？靠的就是办小事、办细事、办碎事。群众路线教育，尤其是第二批，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