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大的权力”关进笼子的“软”“硬”路径
既然“人”是靠不住的，而既充满“三欲”，又具有支配力的权力又只能由“人”来行使，那么，紧跟着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这种权力。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思路有两条：一条路是希望执掌权力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条是“以恶治恶”，谋求制度上的抑制和防范。前者讲求一种“内化”的“软”的道德机制，以提升“人性”品质；而后者则相信只有在“人性”之“外面”寻找“硬”力量，“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达致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即掌权者想腐败而没有机会。这后一种路径就需建构合乎“人性”预设而审慎严密的制度。
例如，现代会计制度就是出自于早期教会管理捐献的一种方法。这一制度假定，每个人都有贪污或滥用捐款的可能，于是就设计出种种“记录”和“签署”程序，最终使企图贪污或滥用捐款的私念落空。于是，一个并不排除其可能带有私欲的“人”，当他曾经时时想贪污，可没有机会，那么在他死后，就可以被册封一个“善人”的桂冠。所以，严格的制度防范不会改变任何一位“罪人”预设的性质，但却最终改变和成就了一位“善人”。
现代会计制度的设计初衷如此，明确的政治制度更是这样。只不过政治制度的设计思路，更把“看盯”的重心放在“整体性绝对大权力”方面，用分割法和制衡法，使这种权力“化整为零”，再使小权力之间形成相互的“看盯”，从而在“大”、“小”各种权力间实现“去绝对性”。这样，基于人性之不可靠的假设，在正视“人性”“自利”动机的前提下，通过“以恶治恶”的方式，达成一个“不曾预期”但却最为接近的“善”与“公正”。
就此看来，关于“幽暗意识”的人性预设比乐观主义的人性观更为实在，也更为安全，因为后者最不牢靠的方面，与其说它并不反映“人性”更具普遍性质的一面，不如说这种“人性”透视需要在人间寻找出一种“超人”的角色，由其来颁赐准则、布施教化、实施惩戒。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从未见到过这种“超人”，反而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中尝尽了信奉“超人”的苦头。
而最让人感到悖谬的是，此种不曾正视自身“罪性”的“超人”，凭据拯救世界的雄心和自恃至高善性的道德，并以此作为正当性理据，就可以使用任何“不道德”的方式对违背其意志者实施惩戒。历史就曾掉进了以“超人之大权力”去制约“凡俗之小权力”的“人治”怪圈，而“如何把最大的权力关进笼子中”的问题，只能悬空搁置，可这才是现实中抑制腐败并保障长治久安的本质难题。
“消极思维”与“积极思维”
人们或许还要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幽暗意识”的反省自觉呢？这或许要从所谓“思想形式”（Mode of Thought）的分析方法说起。人的思维进路通常可分为“消极思维”和“积极思维”两大类型。面对相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形式”往往会给出各异的解读。让我们比较一下这样两个思想命题：“为全人类绝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和“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免除一丁点痛苦”，前者由于没有限度，所以虽然志业深远但难以实现；而后者由于具有明确限定，所以反倒容易操作。
在透视“人性”的深度上，“消极思维”几乎成了“幽暗意识”的常态。犹太思想家帕斯卡尔（Pascal）认为“人”是一个处于“自主性”与“可堕失性”之间的吊诡，“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此处，“低能儿”指人理性上的限制，而“爬虫”则指道德上的败坏。哈佛著名比较文化史家史华慈教授也曾说过：“人是所有的神中最坏的神。”学人把这解释为“不要把人造成为神，不要视人为神”，如果有人自以为能扮演神的角色，他的破坏性会比最坏的人还要大得多：他是个最坏的神。
上述“幽暗意识”中包含的“消极思维”那“令人不快”和“并非高尚”的意识底蕴，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人”本性不信任的思维路径，常被称为“良性的怀疑主义”（Benign skepticism），虽并非乐观进取的亢奋与高昂，但却完全可与深度的理性思考相衔接，进而将沉思的力量直指“人类自身”与“永恒超越”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即对人性“奥秘”的不懈反省和终生拷问。而从孟子的“性善说”中，人们看到的则是“积极”道德意志的崇尚与高扬。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设问，面对权力腐败的现实，这貌似被动的“消极思维”是否更具深刻洞察的慧眼呢？（文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萧延中）
权力家族化催生畸形官场生态
所谓“权力家族化”，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权力家族化”催生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官员家族”，内部彼此勾连、互相庇护、共生共荣，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
权力家族化源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千年间政治制度沧海桑田，而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从三代到战国，从秦汉到隋唐，从两宋到明清，官员制度几多变迁，可权力家族化却花样繁多、不断以新的形式复活，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家族化虽受制度影响，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说来，权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费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将中国文化称为“差序格局”的文化，意指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中；按照心理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理查德·E·尼斯贝特（Richard·E· Nisbett）等人的看法，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关系和团体中。
中国文化的上述心理结构决定了亲情至上，因为亲人是一切关系中最近的关系；亲人之间不仅分享权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共享幸福和安乐。另外，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还导致关系超过公义，人情大于法理，小团体高于国家。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权力家族化的文化根源。
正因为上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才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根除。只要这一心理结构持续存在，无论你变换什么样的制度，它总能见缝插针，变相再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人提出改造国民性、铲除中国文化心理本身，以求治本之策。例如，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文化的习性是有臣民而无国民，有私德而无公德，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缺乏独立、自治的人格。后来从鲁迅到柏杨的国民性说，延续了这一思路。
然而，这一思路的最大错误不仅是低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力量，也错估了它的价值。今天看来，各国文化心理结构皆有优劣，不能因部分而否定全体。文化心理结构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情感归依和心灵状态，对它不能持一种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心态。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和亲情至上，虽有很多缺陷，也有巨大价值：毕竟它是我们幸福安乐的源头、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生死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经营它、完善它，非要彻底铲除它呢？千百年来儒家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经营和完善它，而不是铲除它。现代人自视甚高，动辄疑古非古；以为能彻底铲除，结果伤害反而更大，“文革”就是典型一例。所以，我认为文化心理结构可以改造，但不能铲除；可以利用，但不能抛弃。
民主政治真的有效吗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权力家族化可以通过民主政治来根治。应该承认，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议会质询等制度对于避免权力家族化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容易使权力家族化更盛行。
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家族化可以打着个人自由的旗号公开进行，家族、亲友、人脉可以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绑架选民、操纵舆论，收买议员、控制司法。“二战”以后各国的经验表明，个人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成功；团体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走样。在帮派林立、小团体主义盛行、私人关系吃香的文化中，民主实践更容易造成族群的撕裂、社会的动荡。
这是因为当每个人都是关系团体的一员时，竞选就不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成了若干势力集团间的对决。今天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地，裙带关系非但没有因民主而削弱，反而更加盛行，并由于可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成为民主政治无法铲除的毒瘤，极大地妨碍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平正义的实施。
民主无效、铲除文化心理无效，究竟怎样才有效？只要我们正视历史，不难得到启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提出了如何规范官员选拔、以避免权力家族化的问题。《左传》中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孟子提出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显然有针对“权力家族化”的含义。
但是，要把“任人惟贤”（或“尊贤使能”）的原则落实为制度绝非易事。直到汉代人们才真正有意识地建立一套尊贤使能的制度，并在此后两千多年里不断完善和发展它。从汉代的察举、辟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实际上是试图通过社会推荐加公开考核的方式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由于当时社会上受教育人数稀少，普遍民众根本没条件受教育，加上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兴盛，直到宋代，科举制度才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落实。
这里需要强调，虽然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但是从总体上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断削弱的趋势。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家族化未能根除，而轻易诋毁古人。事实上，正因为文化心理结构根深蒂固，不可能根除，才导致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指望找到一种可以迅速、彻底铲除权力家族化的制度，只是现代人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人正因为长期受这种幻想支配，才无视古人的成功经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556号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