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创新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创新

摘要:建立科学的权力授予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以及决策机制等。权力授予机制方面,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通过党内民主的扩大来确定选拔出符合民意的干部。

编者按:山东省委党校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研究》期间,咨询了不少党建专家。课题参与者衣芳教授与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的对话,对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有一定启发。以下是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谭建记录的对话内容。

高新民:党群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党与不执政的党地位不同,群众对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有了成绩群众会归功于党和政府。但出现问题和失误,群众不满意时,同样会归咎于党和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党群关系仅仅是政治过程的结果,是党和政府方方面面工作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群关系蕴含于党的各项工作之中。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会影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因此,现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比之不执政的时候更加重要,其影响面更加宽泛。

衣芳: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十分重视党群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从作风建设、群众观念、群众工作、群众路线、群众立场等角度都多有涉及,并且特别重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建设问题。我们山东省委党校也承担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创新研究》。

对于我们党来说,群众工作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实现方式。我们党现在做的各种工作都需要群众工作,也都渗透着群众工作,只是各个时期群众工作的重点是不同的。

高新民:对于做好群众工作来说,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永远是第一位的。发展经济是社会内在的需求,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党执政的经济合法性的体现。政治统治的可持续与人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可持续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依赖于人民群众,而群众的生存状态又是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参照指数之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做好了经济、民生工作,才能做好群众工作。从政治学上讲,就是在实现经济合法性的同时,实现政治合法性。

衣芳:这是个一般规律问题。任何时代经济和民生既是执政党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所必须关注的重点领域和问题,又是民众幸福生活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密切党群关系至关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握经济和民生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

高新民:经济和民生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最重要。党的政策应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今天的政策就不能照搬改革开放之初时的经济、社会政策。那个时候政策的重点是做大蛋糕。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任何政策都需要依据时代条件适时调整,而调整要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同步发展之上。如果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出现某种问题,致使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却过多承担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那么,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了,党执政的经济合法性似乎增强了,但民心失掉了,群众基础流失了的问题,同样威胁到党执政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时重视社会公正问题。

衣芳:是的,社会公正问题关乎民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正视历史传统、社会心理,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心理;同时,当下社会特征、时代背景,也需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

高新民:促进社会公正,需要公正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而调整利益关系,最重要的是让群众相信执政党和政府能够公正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取得社会信任的基本途径就是公权力自身行为公正,不与民争利。前些日子,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因涉嫌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调查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现有体制下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少人以看热闹的心态对待之。有一些改革推动不下去,其中部门利益起了很大的掣肘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也曾出现过某些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权力的公信力,导致群众对公权力信任不足。公权力不能与民争利,换言之,公权力自身不能成为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一元,是取信于民的最基本的原则。

促进社会公正,为群众服务,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审批机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当下可以做的一项具体改进就是,在对政府官员的任命和考核时,加入一个评价元素,即把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部门的服务对象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迫使其为群众服务。应当从制度设计上促使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解决群众对公权力信任不足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另外,社会各阶层之间互信不足,也是当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群众中普遍弥漫着对富裕阶层的不满情绪,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为富不仁;另一方面社会富裕阶层中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得到社会理解和尊重,缺乏安全感,从而加剧了投资移民倾向。本来,我们党已经在政治上解决了如何对待新社会阶层的问题,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新社会阶层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发展的体现。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体制有活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将社会新出现的精英群体纳入到自己的系统之中。

衣芳:确实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各阶层的互信问题。

高新民: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信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多方面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建设性工作,就是妥善解决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问题,即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的社会阶层之间向上流动的通道。一般而言,教育是一个有效的手段,通过教育使社会底层群众拥有向上流动的必要的知识、技术等。这里实际上涵盖两个问题:一个是持续地推进教育公平化,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另一个是提高群众支付教育成本的能力。这就从教育转化为经济问题了。实现这一点,一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要建立各阶层利益协调制度,制定相对公正的社会政策。比如说,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应该依据企业效益、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既让老板有钱赚,又让工人有基本的尊严,能够支付起必需的自身再教育和子女教育成本。利益协调中把握好“度”的平衡,是很重要的问题。

衣芳:我们刚才谈的这些问题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党群关系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制度,要把群众工作制度化,就是把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为党的群众工作制度规则。群众工作的制度化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长久推动力。当前,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如干部联系点制度、进村入户制度、民情恳谈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当前党群关系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应急性制度多、目标性制度少,单一性制度多、整体性制度少,特定性制度多、普遍性制度少,治标的制度多、治本的制度少等问题,因而制度的有效性受到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您认为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党应该做哪些工作?

高新民:要加强制度的整体设计。目前,对于“整体设计”如何设计,以及设计的内容是什么等问题都亟需形成共识。至于整体设计的原则应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渐进改革原则,要把渐进式改革与不失时机、有重点地突破结合起来;二是整体性原则,宏观规划、有步骤改革;三是务实性原则,实事求是,寻找改革最迫切、最急需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交集点;政策的连续性、相对稳定性原则;自上而下指导与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原则。

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再加上目前各地各级各方面诉求的碎片化,因此,应建立一个协调、整合机制,要有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的部门机构,设计、主导、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让我们看到了中央的远见卓识。

建立联系通畅的社会沟通机制和党内沟通机制。如果没有政治沟通和政治反馈机制,或者这种机制不够通畅,就会导致不能提、不敢提反对意见,使得真实的意见反映不上去。结果往往是只有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政治才有所反应。我们当前进行的大接访、大调解是化解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但必须注意大接访、大调解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我们要靠建立常态化的社会沟通和党内沟通机制来解决。

建立科学的权力授予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以及决策机制等。权力授予机制方面,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通过党内民主的扩大来确定选拔出符合民意的干部。权力制约机制方面,一要努力做到权力运作的公开、透明,二要拓宽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社会监督。在决策方面,在多元利益时代,在公民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应使利益相关方全参与进来。决策过程博弈越激烈,政策就越趋中。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决策,既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同时也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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