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双重意蕴：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中国特色，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持守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此，就必须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社会主义同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上述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发展大国崛起的历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现了与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的突破和突围。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33)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奋斗了终生，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留下社会主义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5-276)20世纪初，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类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列宁曾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P466)“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4](P381)列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5](P167)“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6](P170-171)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6](P520)在此后的发展中，这两种社会制度都不时涌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和列宁对世界历史时代的估计。“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结论一再被资本主义的现实验证。1940年，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7](P686)但是，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政策调整，它们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借助国家行政权力加强了“国家干预”，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使其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同时，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秩序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它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起进入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所谓“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批判物、扬弃物和继承物，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都与资本主义的状况休戚相关。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间天堂，但它不可能迅速崩溃；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它不可能速胜。“一球两制”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毋庸讳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分析，更多地是从政治关系上，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上去把握，这就使得我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越来越远离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和政治前提。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和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冷战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对抗也被相持共处的格局所取代。

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邓小平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8](P382-383)“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8](P345)“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8](P346)“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8](P321)“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8](P321)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不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捷足先登者是从不给落伍者以均等的发展机会的，发达国家绝不允许中国循着它们的老路发展而与它们并驾齐驱，我们只有另辟社会主义的新径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同抛弃。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邓小平又清醒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8](P64)“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P78)“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8](P90)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P373)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9](P167-168)“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9](P351)邓小平也认识到“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8](P139)

总之，邓小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态势和矛盾作了正确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发展局限性，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继承性的一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用政治标准看待资本主义的片面观点，形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观。在20世纪、21世纪转换之际，江泽民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课题。胡锦涛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应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批判性理论和跨国研究中心主任阿力夫·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就能得到解决的。中国寻求加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民族目标，资本主义世界则要求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代价。中国将资本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有条件的，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民族独立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树立起来的国家形象，资本主义不能搞颠覆。”[10]德里克的评判远非精准，但还是有一定见地的。他起码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合理解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

在当今，在不断校正既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自觉守望世界风云变幻，跟踪时代发展大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认识跟上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是要注意立足高远，放眼全程，不要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不立足高远就难以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凡是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百年乃至千年作为计算单位的。例如在中国，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用了1900年，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用了500年，就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在英国、法国也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且曲折、反复充斥其间。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仅有80多年的历史，出现当前的低潮形势，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片段，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已彻底败北，资本主义将永远不被代替。二是在解决理想和信念的问题时，不是也不应当是从既有的结论出发，根据主观需要选择“有用”的事实去印证原有的结论，这种唯心主义的作法是于事无补的。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发展都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既有的结论有些已经不能说明现实问题而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审慎、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发现新规律，引出新结论，然后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坚信，这样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才是坚不可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