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2）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实际上内蕴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关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预测的基本点，大致包括：(1)未来社会要划分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2)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3)对个人消费品，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上实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上则实行按需分配；(4)必须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5)社会还存在分工，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会变成游戏；(6)劳动的消耗、生产资料的消耗、劳动的效益都要有计算，等等。同时，他们也提出，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商品和货币将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也将消亡，将来要消灭社会分工，等等。但是，囿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不可能给后人指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道路，而只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原则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还仅仅是一种“科学猜想”，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这种构想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得出的基本认识。至于这种构想是否是可能的，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现在也还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证实，只有社会的未来发展才能完全证明它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理论变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巨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消灭剥削阶级，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者高举的旗帜和共产党人确定无疑的纲领。毛泽东曾谆谆告诫世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11](P5)邓小平也曾语重心长地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P291)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曾指出过：(1)“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2](P419-420)(2)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3](P443)(3)“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4](P643)(4)“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15](P426)这些真知灼见，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结论，更不能用它来剪裁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没有必要用后人的新论去取代甚至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条件下作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论断和原则设想。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的失误，不是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教条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但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认识问题。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具备在经典社会主义那里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准备好了的物质经济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理论依据。用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如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当作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标准，就必然会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也就是说，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20世纪、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8](P1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逐渐确立起自己清晰的判断。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面对两大课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从1917年芬兰无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等，都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和进展。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其他国家的探索仍在继续。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形势下，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战争、和平与发展，革命则成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话语。20世纪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和特定含义的世界革命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留在20世纪的历史范畴里。当代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可以断言，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未来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将是多样的、各具特色的和丰富多彩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16](P155)“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16](P175)“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各国共产党应当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16](P25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聚集最主要的精力担当起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重任。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命题和基本口号，为党和国家指明了历史任务和奋斗方向，也把当代中国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用一句鲜明的话概括了出来。

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邓小平也不是从书本里，不是从社会主义概念的演绎中，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共产主义理想中，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4](P284)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并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17](P143)

1980年，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9](P313)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P2-3)1989年，邓小平再次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8](P292)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8](P265)“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8](P241)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革，只能“走自己的路”。

模式问题曾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困扰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互相交往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认识上的僵化和照抄照搬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酿成了一幕幕曲折的悲喜剧。承认世界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对传统观念的很大突破，是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样性在共产党人的视点里是一个很犯忌讳的词。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强调的是纯洁性、统一性、集中性甚至单一性，就是否认多样性。我们承认多样性，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寻找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怎样在相互竞争比较和相互借鉴中确立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模式，但是没有固定的模式；模式是静态的概念，但更是动态的概念；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是决不能照抄、照搬。

邓小平还反复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8](P291)“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P137)在这里，邓小平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8](P261)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通过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同时，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国两制”，等等，都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创造的各方面的中国特色。此外，还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等。正是这一系列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特色，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并与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

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而且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从当年提出“走俄国人的路”，改变为“走自己的路”，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已从普遍性深入到特殊性、从共性深入到个性，这才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指导下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