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是个该死的人,干掉你”
一年前,多里昆决定骑行中国,他找到当地团委,团委觉得想法不错,可以宣传民族团结,不但开具了介绍信,还送上国旗、团旗、并支援一部分资金。
刚上路时,他意气风发,各地遇到的汉族朋友对他很友善,问路求水之类少有阻碍。在大理,一群汉族背包客,还在他本子上写满了祝福话语。
然而,3月1日昆明发生暴恐案后,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多里昆很快发现,他成为暴恐的直接受害者:人们不再乐于为他指路;更多招待所开始拒绝他入住;就连警察也开始越发频繁地检查他的证件和行李,“有时候一天会碰上五六次”。
“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人,有一个就得抓一个。”聊到暴恐,多里昆的立场很明确,但有些事仍让他想不明白:“几个人犯下的错,为什么要让所有新疆人负责?”
突然的转变,开始让多里昆的情绪变得紧张。3月22日,湖南长沙,交警肖强在值班室里见到多里昆——他因为违反“禁摩令”,将车骑上橘子洲大桥被交警扣下:“他很紧张,不停重复一样的话,情绪不太好”。
多里昆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焦虑不安地掏出了几乎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资料。那时候,长沙也刚刚发生少数民族商贩砍人事件,一些人开始心存偏见。肖强决定帮帮他。她是湖南红网论坛的版主,也有熟悉的媒体朋友。
红网记者黎鑫在2天后见到了多里昆,“他穿着黑色雨衣,络腮胡子,好像吃了很多苦,精神状态不太好”。见到记者,多里昆挽起他的手,“反反复复说着‘56个民族是一家人’——至少几十遍”。
“湖南是最欢迎我的地方,没见过这样热情的。”多里昆说,媒体的介入让他的骑行变得顺利。在湖南的很多城市,当地网友 “提前10公里就安排接应”,他的住宿、吃饭、盖章都不成问题。
不过,多里昆没能想到,意料之外的麻烦却开始找上门。他开始频繁接到恐吓电话。这些操着少数民族语言的电话,多在晚上6点到凌晨3点响起。“你是个该死的人”,“要干掉你”。多里昆试图表达“56个民族一家亲”的观点,对方不容他解释:“放屁”。
恐吓者开始试图用行动阻止他走下去。在深圳,有人打来电话,表示愿意资助他骑行。他赶到约见地点,却发现对方一行有七八个人,胸口还好像藏着刀。他掉头就跑,自此不敢再随便接陌生电话。
多里昆并不打算放弃,“我是男人,说话要算数”,他觉得只有完成骑行,才能证明自己对祖国的心意。但恐惧仍然会经常在深夜袭来。黎鑫多次接到他的电话,听他念叨着:“我觉得我活不久了”“中央首长知道我的事情吗?”“我已经有儿子了,死了也无所谓了。”
多里昆曾问黎鑫:“如果我死了,你还会记得我吗?”黎鑫向记者转述后,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是半夜突然问我的,听起来特别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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