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为官之道”（2）

然而“温和宽厚”并非简单的忍让或“好好先生”。

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焦裕禄当年查处一位生产队长腐败案件的手稿。上面写着：“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焦裕禄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受此启发，１９６３年前后当地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改变兰考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还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放卫星。”

就在焦裕禄电话通知“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的时候，他的肝病却在劳累和拖延中变得越来越重。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３日，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此时距离孙世忠写下开头的那段会议记录仅过去了１１天。

一个多月后，焦裕禄病逝。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６日，遵照遗愿，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个时节，他蹲点葡萄架村时种下的泡桐树长到了碗口粗，被焦裕禄救过的张徐州也已改名“张继焦”。人山人海的现场，身为葡萄架村支书的孙世忠做了发言，但这位３１岁的豫东汉子刚开口就泣不成声，剩下两页稿纸愣是没能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