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2）

二、时代观

时代观决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认识社会主义，必须把握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是解放世界的事业，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它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产物。当今世界历史仍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仍然是1500年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延续，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发达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当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新课题。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就是源于对时代特征不切实际的认识。列宁就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5](P266)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乐观地估计再过二三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联共(布)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实论战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更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双方的共同思想基础。但托洛茨基的观点主要来自“共同胜利论”，而斯大林则坚持“一国胜利论”。照斯大林看来，“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会怎样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6](P561)其实一眼便会发现其中的破绽：如果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论一国也好多国也罢；如果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主义就会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至少也是相继实现。因此，这些观点的局限在于，都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而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方式，实现了力量的相对平衡和国际关系的新调整，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时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状况又作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解决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他认为，自己在二战前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7](P561-563)“两个平行市场”的概念由此产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不能不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产生影响。这个认识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忽视二者的共性和联系；过高地估计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和稳定性估计不足，这样的例子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随处可见。产生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绝对化、固定化了，并把它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是当时中国人关于时代特征问题的通俗说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使主观认识与客观环境实现了高度统一。这个判断的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成果的广泛应用首先使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由此使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转变。在这个历史环境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调整和改良，为生产力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大为缓和。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在实现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以后，也先后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改革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尽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滋生蔓延，但从总体上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中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但和平的因素在增长，合作的范围在扩大，这为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内社会矛盾、处理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在和平与发展之间还存在着“竞争”。但是，对这种竞争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来认识，应该把它纳入到“综合国力竞争”视野内来考察。由此可以看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业已解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自己具备与其他社会制度和文明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实力。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扎根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形态。可以想象，这种社会主义具有世界性。如果说它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的话，只能说是历史进程中依次更替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与资本主义并行发展的实际。事实上，当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局部实验，既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也不能指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期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把它作为开放的体系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使其与其他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还不能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反之，还要开发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况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仅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要把这些原则与中国国情以及所处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汲取新的内涵。

正是基于对时代的这种认识，中国才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战争与革命”环境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高度集中和封闭的特征，必然在思想上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而和平与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则是另一番景象。要实现体制的转型，首先要实现主观认识的转变，在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和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自身。在和平与发展的视野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必然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不是“平行”而是相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这种时代观也对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开拓了眼界，树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意识，认识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中国的发展与这种水平还有多大的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各国的发展中吸收哪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P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