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像开车转弯 太快太慢都不行

迟福林是中国启动“第二次改革”的呼吁者之一，他曾主笔提交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中央直接采纳。他主张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呼吁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近日，迟福林做客岭南大讲坛开讲《消费新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南方日报记者就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热点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做市场主导下的有为政府

南方日报：您曾在2009年曾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而且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消费拉动相对于更为直接的投资拉动彰显性不够，地方政府会不会因为“GDP崇拜”而不愿意“刹车拐弯”？

迟福林：这是一个大趋势：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的历史性转型。趋势已初步显现，去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

我们如果继续走原来的发展道路，不仅中长期会有问题，甚至连短期发展都会出现难题。尤其在当下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投资拉动为手段、以做大总量为主要目标，就会带来较大隐患。所以即使从投资层面来看，并非说投资不重要，而是说其唯有适应消费需求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在这两大背景下，谁愿意吃螃蟹，谁愿意积极稳妥地推进，就意味着谁找到了中长期发展的路子，就意味着其抓住了历史机遇和“最大的红利”。

南方日报：这其实也是“市场决定”的一个结果，您去年也曾经特地为此撰写专著，认为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有为不可持续。那当下到底该政府带着市场走，还是市场带着政府走？

迟福林：我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市场经济就是要实现市场主导下有为的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的市场。

因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突破，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标志。过去，尽管政府主导的竞争性增长方式确实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是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可持续性，矛盾、问题增多。

南方日报：这么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国家也面临着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您觉得该如何通过市场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迟福林：我们现在谈市场决定，首要任务就是把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把不该拥有的市场权力交还给市场和社会。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从资源配置和一般的商品定价过渡到要素市场的建立；第二是要实现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现行的垄断是多方面的，现在破除服务业方面的行政垄断更为重要。那么服务业市场向谁开放？向外资开放当然重要，不过核心问题还是向社会资本开放。

这里关键是思想解放。比如，为什么现在社会资本办医院就是企业，你拿着政府的钱办医院就是事业呢？解决问题不是单纯市场进入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

以长远目光解决短期问题

南方日报：今年一季度数据表明经济增速放缓，中央为此出台了五项微刺激政策，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迟福林：我国的发展转型其实很像开车转弯，开车太快，不行；车太慢，可能也有问题。

所以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一要注意速度，二要注意方向。拐弯的目的不在于拐弯，而是找到拐弯之后所明确的道路：我们要的是中长期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以中长期的眼光来解决短期问题，第一，短期要稳，不能滑下去，滑下去再想上来就难了；第二，在稳的同时主要目的是解决中长期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只能采用微刺激。

南方日报：那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城镇化改革？

迟福林：城镇化改革应当以市场为平台，城镇化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目前，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是35%，规模城镇化率是53%。

中央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我认为至少应该达到现在规模城镇化53%的水平。比如广东有2700多万农民工，我们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逐步融入到城市发展中来。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注重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什么大城市拥挤不堪，小城市却缺乏吸引力？这就是政府配置公共资源行为的结果。

欧洲很多仅几万人的小城市都有一个大学，说明它公共资源配置很好。所以有很多企业的总部不设在大城市，反而在中小城市。

南方日报：您曾提到“让农民带着土地进城”，这或许也是解决城镇化难题的另一种思路，您觉得在现有产权制度之下，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迟福林：为什么会行不通呢？去年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农民的财产权主要来自哪里？其实主要就是土地的财产权。15年前国家就提出来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划为“物权”很重要。第一，农民的土地可以抵押、转让；第二，农民的宅基地房可以拿到产权证，实现流转；第三，解放了农村的经营性用地。这三件事都意味着给农民带来一笔很可观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