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2）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带有西方化、美国化的特征，表现出强势经济的主导性。随着全球问题的层出不穷，西方发达国家借解决全球问题之机，编造种种谎言，极力宣传“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族主义狭隘论”等，蓄意铺设一个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西方国家携“主权过时论”要求民族国家以“全人类的利益”为重，放弃或让渡自己的国家主权，从而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终走上西化的道路。陷入“主权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意识形态陷阱的国家，须遵循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压缩，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同化中渐失主体性，生存合理性受到极大挑战，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也在西方“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下受到极大干扰。“主权过时论”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使后发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被边缘化，并最终归附于西方。对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第一，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并不就是西化，现代化道路也并不只有西方现代化这一种模式。中国应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立足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国情，瞄准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世界局势所困，不为意识形态陷阱所蔽，始终奉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意识与世界视野相交融、特色发展与世界文明进程相统一的发展原则，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让世界人民分享中国经验，为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内外兼修，塑造形象，增加意识形态话语权。“目前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并不占优势。由于历史及技术原因，全球舆论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大国手中”，“‘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根本扭转世界意识形态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在国内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走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自主发展之路，在国际政治领域构建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信念，凝聚人心，激发动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杂音，破除中国的崛起必将走上资本主义国家“国强必霸”的逻辑；在国际上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拓宽宣传渠道，优化传播方式，主持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包容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猜疑，以和而不同的理念领航全球化向和谐世界目标发展，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成就，并在此过程中增加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第三，转变理念，科学谋划，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都必须系统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应全面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令世界瞩目，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创造了令人目眩的奇迹，但是在世界上却没有形成与此相应的文化影响力，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并没有获得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应有的尊重。全球化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

当今世界竞争日趋激烈，不仅有传统的经济、军事竞争，而且越来越表现为新型的政治、文化竞争，其焦点是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最大的危机与挑战是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与挑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鉴于此，我们需要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去，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科学谋划文化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仅有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不仅需要一个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稳定、军事上强盛的中国，也需要一个文化上先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独立性和吸引力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