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我们无法确定物质性权力（又称“硬权力”，即hard power）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否确已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观念性权力（又称“软权力”，即soft power）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在上升并日益受到重视。在当今个性化和人性化社会的趋势下，“统治思想越来越采取‘软实力’的方式，‘普世价值’就成为其最为理想的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标榜为“普世价值”并在全球强力推广，大行渗透、干涉、颠覆他国之能事，“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相关国要么因意识形态与生俱来的隐蔽性而看不清问题的实质，要么对之束手无策。这是一场不同于国家间硬实力直接碰撞的特殊战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战争：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三大战争中，意识形态的战争，因其越来越显示出相对于军事战争和经济战争的独特性而备受各国重视”，“意识形态竞争甚至被人们喻为和军事、经济战争并列或更凸显的第三种战争”。非西方国家或与西方疏远的国家常常在西方国家发动的单向透明的意识形态“隐形战争”中损失惨重。

随着苏联的解体，极少数不愿卸下“西方中心主义”有色眼镜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价值观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于是他们高呼“历史终结”了。其实，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并未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的世界似乎已经被一个更恐怖、当然也更令人困惑的世界所取代：一个充满着热战（hot wars）与文化战（culture wars）的世界。事实上，西方国际政治学者从未放松过对意识形态权力的关注。如亚历山大·温特认为，离开观念分析权力和利益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权力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决定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宣称“历史终结论”，散布意识形态冲突终结的谣言以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却采取措施加强自身软权力，强化对潜在对手的意识形态渗透，借助意识形态霸权打击新兴国家势力，巩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崛起中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内面临着“意识形态陷阱”，这种局面由于中国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劣势而被强化了。在稀土贸易问题上，美日欧高举自由贸易大旗，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压，连美国媒体都承认自己政府的虚伪；在军事领域，西方媒体刻意炒作、散布“中国威胁论”。仅就中国军费而言，中美两国国土规模相差无几，但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尚不足美国的1/6，无论是占GDP比重还是人均水平，中国军费支出均远低于美、英、法、俄等世界主要大国。即使是就西方普遍关注的中国军费增长速度而言，印度亦远比中国醒目。但西方媒体却刻意淡化甚至掩盖上述事实，反而蓄意渲染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美国《华盛顿邮报》更大胆臆测，到2015年中国的军费支出将超过其所有12个亚太邻国军费总和，认为中国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周边形势和国际环境波谲云诡，我们应当未雨绸缪，慎防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否则，将对我国的和平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

意识形态常常与一国的历史、文化、教育纠结在一起，“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马克思指出，人的情感和观点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但“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其实不然，意识形态具有与生俱来的阶级性、隐蔽性、欺骗性、功利性、排他性、非对称性，“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往往隐藏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它们能否实现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当事方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处于什么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西方国家盘踞着国际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他们凭借着经济军事优势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为自己谋取权力，损害乃至牺牲他国利益，弱势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走出本国范围，在全球意识形态竞争及权力角逐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