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边疆 （3）

中国今天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的结果。而“改革”和“开放”本身又是相辅相成的。“开放”的实现并取得巨大的成效，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推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商品流通、投资的自由化和跨国公司的普遍化，在两极对立格局瓦解背景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程度融入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全球，并且由于投资、商品运输通道、能源供应、国家安全等，而在海外形成了利益聚集区和利益交汇点或节点。这些利益聚集区域和利益节点，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关系着中国能否完成崛起并最终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对于这些海外利益范围，国家必须充分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而利益边疆及其所表达的国家疆域观，是对其进行描述和界定的恰当方式。

此外，我们也不用为利益边疆的主张会违背长期坚持的原则而担忧。1950年代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0年代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1990年代以后坚持的韬光养晦，为国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我们今天主张利益边疆会不会与这些传统的原则相冲突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今天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的国际方针也应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只要处置得当，就不会陷入前后不一致的困境。

虽然国家主权原则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确立，但国家主权得到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可并因此而确立国家主权体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同时展开。争取国家主权和实现主权平等，不仅是众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时代的最大主题。1970年代，美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极大地威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中国举起的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旗帜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反对霸权的原则，本质都是为了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但是，19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深化，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国家间的联系和利益交融的加深，国际规则和通过相互间利益共融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观念，被普遍地接受。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日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8］。与此相适应，国家主权的形态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绝对化的国家主权观已经在实践中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逐渐为相对主义的国家主权观所取代。在不危及领土主权的原则下通过国际合作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理性选择和根本利益。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构筑自己的利益边疆的过程，虽不免会与其他国家的领土发生重叠，但中国对特定利益范围的控制并不是侵占他国主权的硬性控制，而是在与相关国家的利益交融基础上形成的有效影响，实质是一种软性的甚至是柔性的控制。这与相关国家的主权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关系。只要我们在发展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权益，实现互利互惠，有利于相关国家的利益，就不会干预更不会侵犯相关国家的主权，也不会违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基本宗旨。

另外，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危及西方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之前，中国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通过韬光养晦而营造外部环境。但是，当中国的发展已经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的地位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时候，尤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后，宽松的国际环境给中国提供的战略机遇已经逐渐逝去，示人以弱的做法不仅不能消除相关国家的疑虑，反而会影响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中国迅速崛起以后，不仅是西方大国要限制和围堵中国，周边那些与中国战略利益有冲突或侵吞过中国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国家，也采取各种手段来侵害中国的利益。在中国的海外利益日渐增长，而国家发展的战略空间和安全空间并不宽余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并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边疆。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利益边疆既是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的战略空间和安全空间被挤压后的必然反弹。在这个时候，仍然抱着过去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原则不放，只能是坐失良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必将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而大国尤其是强国地位的获得，靠的首先是国家实力，其次是恰当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快速地发展起来以后，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和策略来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