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界治理”新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首次借鉴西方“治理”理念，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而提出的一个前瞻性治国方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新理念、新目标，必将推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政府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发生根本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选择最佳治理模式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结构和功能、硬件和软件、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治理体系、经济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生态治理体系等基本部分，但构筑一个由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媒体等多主体组成的治理结构，是构建“五位一体”、系统性、协同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要求和根本基础。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通过采取有效的治理模式、运作机制、规则制度、技术手段等，促使“治理体系”保持高效、持续、顺畅的运转，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公共服务、释放活力、维持平衡等核心功能，以全面达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目标。这一逻辑关系表明，构筑完善有序的治理体系、选择最佳治理模式，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其中，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设计促使“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相互分离的相关制度，理顺政社关系、政企关系，建构定位明确、权责一致、边界清晰的三足鼎立格局或三元结构体系，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基础。除此之外，当政府、社会、市场之间职能明确、边界清晰的时候，能否采用一种普遍化、可借鉴、可复制的一般性治理模式（运作机制、行为方式、思维模式），进而实现不同时空背景各类主体及资源的整合与对接，对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跨越行政区划边界的各类跨界矛盾和问题，如空气污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第二类是跨越公私领域（公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问题，最典型的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以政府为主的供给方式，数量有限，效率不高，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这是当前我们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核心矛盾；第三类是跨越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问题，在很多领域中一些职能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相互推诿，责任不清，存在管理真空。实际上，从目前深化改革的情况看，国家已经对三个领域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跨行政区边界的各类经济区规划、长三角地区城市协调会，跨公私领域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在跨部门之间有国家大部制改革等。

尽管如此，但在理论上，我们仍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同时包含这些治理内容的通用性治理模式，致使有些改革创新呈现出显著的单向思维、时空效应不足等问题，例如像我们目前旨在解决京津冀、长三角等地的雾霾问题时，假如仅仅关心跨行政区联合监管机制而忽视政府与社会组织、广大民众之间的合作治理机制的话，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治理实效。也就是说，这类问题，不仅是跨行政区问题，更是公私合作治理的问题，需要综合性治理模式加以解释和解决。因此，我们在强调转移政府职能、培育社会力量、增强市场力量，促使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分离，构筑现代治理体系的同时，探求和创建一种“有分有合、互动合作”的通用性、普遍性治理模式，将不同时空的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及其相互关系有机连接、整合起来，是我们解决好绝大多数公共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和思想工具，这无疑对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