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破题之问:行政驱动还是市场决定(3)

京津冀一体化破题之问:行政驱动还是市场决定(3)

摘要:长期以来,北京集中各种资源,远超城市可承载能力,造成严重的“大城市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阶段。这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难得机遇。在外需下滑的态势下,依靠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增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担历史责任。

三方如何共赢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本届政府要“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无疑在开放程度、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国内领跑地位。但是,由于行政体制的差异、有效协调机制的缺乏等原因,京津冀始终落后于另外两者。

2005年,有研究报告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概念。这一区域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该区域是东部沿海地区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七年之后,2012年公布的《京津冀蓝皮书》中提到,由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

数据显示,河北省经济总量在京津冀地区占比逐步下降。从2000年的55.3%下降到2013年的45.5%。人口也进一步逐渐集聚到北京、天津以及周边的河北省的县市区,而河北其他地区人口增长相当缓慢。

反观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协作,得益于先天优势,对外开放较早,行政力量干预较少,更多的是市场驱动,政府引导。

1982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形成长三角的最早雏形,拉开长三角一体化的序幕。从90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自发催生下,长三角城市开始联合发展。在行政职能上,长三角的各个城市都是平等的。于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区域经济开始向周边辐射。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戴宏伟认为,长三角发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各自的产业定位明确,产业功能错位,形成组团式发展。日前,中国社会学院城市与竞争力课题组公布,沪苏浙皖地区已经在原有基础上浮现出一个更大范围的世界超级经济区。

1994年10月,广东“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2003年,“泛珠三角”概念成熟。广东省倡导,得到珠江流域地域相邻、经贸关系紧密的八省(区)和港澳的响应。

尽管长三角、珠三角仍需破除壁垒,解决短期利益之争,也只是区域之间的协调问题。但是,政治色彩浓厚的京津冀一体化,如果要避免重蹈过去覆辙,解决三者政治地位的不均等问题,需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

如果此前,只是河北的一厢情愿,如今更多的是三省市的合作共赢。保定市发改委副主任杨军曾表示,“北京也表态了,医院、学校的增量部分不再批了,人家也是为了控制城市规模,包括产业他们也要研究,哪些转移,哪些留下。”

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从顶层设计来看,可以成立京津冀一体化的小组,但是不要指望太多。因为即使成立,也应该主要起协调作用,更多的是要交给市场和技术去做。”

责任编辑:葛立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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