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5）

五、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就会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将彻底动摇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这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曾想过的世界格局。

第二，中国会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不难做到的。

在国际开放竞争的条件下，中国要建成新型（非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不是均衡封闭的“大同世界”），应当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第一，干部政策要“按能授权”，让实践中业绩竞争中涌现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掌握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实权。中国文化的“选贤任能”，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都是同样的意思。家族企业和官员选拔，都要避免任人唯亲。在干部政策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劳动收入坚持“按劳（劳动时间）分配”。即使在新信息经济的条件下，工人农民也要承认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贡献，即使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报酬有10—20倍的差距，在开放竞争的混合经济中，科学家和企业家也可以带动与之合作的农民和企事业职工共同富裕。

第三，财产性收入“按需设限”。每个人的生理需求有限，生命也有限。无论企业家和高管有多高的个人消费或旅行开销，任何人也不可能每年花掉亿万元的财富。真正的不公平是前人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让不劳而获的后代继承，使他们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食利者”。不平等交易和市场权势源于收益按市场份额提成。假如一笔市场交易高达100亿，则1%-5%的佣金就高达1-5亿元，远远超过任何投资家和律师投入时间的劳动报酬。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牟利的金融机构天生嫌贫爱富。如果对市场份额提成的财产性收入设立上限，超过企业家和高管生理消费能力的提成报酬，自动按法律存入银行的特定账户，在年终、离职或过世后，特别账户中花不完的资产自动交纳累进资产税，或按个人遗愿捐助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对社会的重大贡献要“按功封爵”。为了树立稳定的道德典范，减少反腐败的阻力，笔者建议中国学习英国的爵位制度和法国的荣誉制度。对国计民生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进行奖励，要“封爵”而不要“封官”。功臣“封爵”和开国将帅授衔一样，比美国的富豪排名榜更能净化社会的道德风气。把家产主动捐献给社会的善举义士，也可以“封爵”褒奖。对功臣之后进行鼓励，或者设立特殊奖学金，比贪官给后人留下房产、黄金更能保持上进家风。“按功封爵”可以消除功臣义士的后顾之忧，使更多的雷锋和陈嘉庚在中国出现，使中国民风更能传承优秀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的高峰，诸如芭蕾舞、交响乐都是贵族文化。美国百老汇的精品大都来自欧洲。古人言，有恒产才有恒心，朝富夕贫的资本主义社会，毒品泛滥，醉生梦死，人口老化把阶级斗争转化为代际斗争。如果中国道路能融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混合经济的竞争活力，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经验，中国就一定可以走出皮凯蒂所说的不平等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2013年底，本人有机会和香港媒体见面。有香港记者问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期待和那些与我观点不一致的学者继续对话，就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道路的未来，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可以建立新的学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作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