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2）

二、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这一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特别是苏联宪法中关于公民劳动权和休息权的规定，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完善其已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苏联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致使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凯蒂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的专栏“大辩论”，深刻揭示了苏联瓦解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不同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多亏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同样幸运的是，虽然弗里德曼等西方权威经济学家多次向中国推销休克疗法的改革药方，但在价格闯关中碰壁的中国领导人很快转向兼顾稳定和改革的双轨制，为中国企业学会市场竞争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和苏东自废武功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上山下乡出身的干部，对国际竞争策略的判断能力，远高于西方名校训练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此次金融危机中，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崇美的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的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表面上是拉动消费、压缩投资、削减过剩产能，实质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要比主张要素市场自由化的人们高明得多。

已故邓英淘在《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大风出版社，香港，2010年），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因为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国的人口资源布局，而且渝新欧铁路打造了新的亚欧“汉莎同盟”，为建设远洋海军争取了时间，可以最终发展中国主导的亚欧经济圈，突破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我们如果把邓英淘、史正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相比（包括拉动消费、压缩投资、推行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无疑是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