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4）

　四、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具体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推论资本回报率会递减，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代表者的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笔者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上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报酬递减，对每个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成立，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未必成立。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的特征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例如玉米、土豆的引入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煤、石油、核能的发现，大大增加了人均的能量消耗和活动空间。任何单一技术的发现和利用都服从 S形的逻辑斯蒂小波曲线，在产业不确定性极大的初期，早期研发受非盈利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应用前景明朗时，市场力量才大举涌入，把市场推广转化为资本扩张和资本收益。但是在技术饱和期，垄断兼并加剧，资本收益停滞，要求政府实施反垄断法，才能鼓励新技术淘汰旧技术。在产业衰落期，过时企业破产或转型，部分早期投入的资本“创造性毁灭”，导致资本周期性的波动与代谢，更需政府和社会介入，帮助夕阳产业的工人转型。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过英国，但是在两次大战中败给英法美的联军，不是输在技术创新的竞争，而是输在资源和市场规模的竞争，也就是军备规模的竞争。同理，中国崛起不仅是因为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而且是因为中国的规模优势、建国前30年培养的军事工程师和农村技术员的人才优势，加上政府的战略远见，得以在开放竞争中全力更新科学技术和工业产能；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也把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热钱游戏挡在国门之外。这使中国把握了工业能力快速升级的历史机遇，避免了苏东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屡屡唱响美国资本、唱衰中国产业的媒体经济学家，似乎不理解世界变局的大势所趋。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财产税”的实现概率几近于零，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