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以来”到“建党以来”的发展 （3）

探索写好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推动决议从建党起写史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一次比较集中地学习研究党史国史的过程。决议草稿形成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10月12日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后，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党内对决议草稿开展了“四千人大讨论”。讨论稿在总体上仍然是按照“建国以来”进行写史的。从讨论的情况看，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反映比较突出、意见也比较集中，需要加以认识和处理：一是决议是否要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二是决议写不写、怎么写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前者，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在“四千人大讨论”前原本准备了一个草稿，由于在是否加印到讨论稿的问题上，存在不赞成意见，故当时没有加印在讨论稿中，而是决定等讨论后再作决策。邓小平看到讨论的有关情况后，指出这“势必要写”。如此，决议在写史问题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联系并贯穿起来，这也就有了决议后来通过时对于建国以来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关于后者，实质上是要不要和如何贯彻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的问题。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从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决议不仅写，而且要写好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写史的方法问题。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然而，如何写好的问题，这时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党内“四千人大讨论”后，决议草稿经过多次修改，并开展了向老同志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工作。其中，陈云、彭真分别就决议从何时起写史问题，提出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方案。

一是从建党起写史。这是1981年3月间陈云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建议的，也是他在同起草小组主要成员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出过的。这一建议的中心思想是，决议写党的60年历史，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写史的意义在于，有了党的60年历史，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并请有关负责同志转告起草小组。

二是从党的七大写起。1981年4月16日，彭真就决议征求意见稿致信邓小平等，提议决议写史从党的七大写起，在某些问题上适当联系第一个历史决议。其理由主要是：（1）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个主要问题，而正式提出和确定这个问题的是党的七大。（2）党的七大、八大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的领导，对此是有决定或重要意义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前提的。（3）从党的七大前后写起，写36年的若干历史问题，不仅可以和第一个历史决议相衔接，保持应有的历史连续性，并且可以对党的七大以来，主要是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本着宜粗不宜细、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促进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原则，是就是，非就非，实事求是地顺理成章地作出正确的结论，以统一全党的认识。

上述两个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决议是写党的整个历史还是写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使决议在写史问题上超出了“建国以来”的范围，而且它们的出发点都在于如何更好地贯彻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主要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在决议中专门写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当然也对彭真所提方案的重要内容与基本精神给予了应有反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一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党的整个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了总结历史、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