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变轨与经济政策指向（2）

三、经济增速虽然不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全局情况，但中国目前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经济发展不等同于社会发展，经济增速也不能真正体现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但保持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石，没有增速就会面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改革空间就会被大大挤压。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本身并不可怕,怕的是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者频繁、剧烈波动，一旦这种情景出现，常常破坏市场信心，造成过多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居民收入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乃至发生恶性循环，形成经济发展“陷阱”，拖累一国长期停滞不前。因此，当前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要保经济稳定，保稳定根本上也是保信心。

从外需看，尽管金融危机“后遗症”频发，但已有迹象表明国际市场正在温和复苏之中。美国私人需求强劲，整体经济虽然处在小幅增长阶段，但增长范围广泛，消费信心和房地产投资升温，民间部门复苏，不确定性转小；日本经济在强力刺激政策推动下出现强劲反弹，出乎预期；欧元区亦从衰退和财政困境中蹒跚恢复；新兴经济体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双重制约，经济增长水平将不及过去几年，但预计增长率仍将高于发达经济体。尽管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矛盾仍未解决，制约了经济复苏水平，但初步展现的经济回暖势头及各国市场需求的稳步增长，必将给中国进出口贸易创造广阔的机会，也将拉动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通常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是中国的市场又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当前发达国家相对较好而发展中国家相对羸弱的经济格局，有利于中国在出口恢复和国际经贸关系中处于更好的位置。

内需方面，国内市场远未饱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向纵深推进，大量投资将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在居民收入提高和政策鼓励下，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旅游等多个传统消费领域出现广阔市场空间，推动消费不断升级；随着人口老龄化、主要劳动人群更替和社会消费观念变化，养老、教育、消费金融、电子商务领域成为新兴消费热点，消费对拉动经济的影响继续提升。

伴随近年经济总量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对原材料、能源等基础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并对外部资源形成依赖。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原材料、能源价格高速攀升，对国内众多企业生产成本形成直接冲击，并成为整个经济增长掣肘；金融危机后，由于世界范围内需求萎缩，基础资源重新定价，成本显著下降；同时，随着国内资源产出增加以及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的深度推进，短期内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趋缓，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四、深刻理解投资的战略地位，防止“悬崖式”的调控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量，2010年以来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三驾马车中占比一直保持在50%上下。在目前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想要稳定在合理区间，仍然需要适当规模的投资强度，对投资驱动力既不可过度依赖，但也不能盲目“去投资化”。应在逐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将投资增速稳定在20-25%左右，避免投资增速出现“悬崖式”跌落。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不足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在国际上也成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近年来多次提到要建立基础设施银行；201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绿色基础设施：提高欧洲的自然资本》的新战略；2013年日本提出“新增长战略”，计划未来十年内将公共设施投资增加50%。麦肯锡预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18年间要达到57万亿美元，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投资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时期，必须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方面的决定性地位。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倒逼相关企业尽快适应，主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降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作用，调动民营资本投资，尤其是要放开一些行业限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激励民间资本活力。还要防止短期内在某一领域集中、过度投资，形成投资的低效和浪费，政府部门应将有限的投资投向那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更为持久的基础领域和民生领域，重视引导非政府部门的投资方向，与政府投资形成互补。投资调控政策的重点要向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等倾斜。

第一，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科技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诸多瓶颈的关键，应该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作为投资政策的重点，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并实现科技成果尽快投产，提升现有产业的技术水平，并催生新产业形成与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参考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其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并计划未来10年将基础研究资助翻一番，这些措施虽然不像基建投资项目那样直接带动GDP，但是保障了美国支柱产业（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农业、医药、军工等）的长期核心竞争力，促使若干新兴产业领域（页岩气、3D打印、新移动网络和移动媒体、环保设施、电动和无人驾驶汽车等）的产生。

第二，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中国产业的后发优势，向发达国家借鉴吸收一流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经验，并努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农业方面，推广现代化设施、工具和运营方式，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工业方面，积极推广信息化和流程优化管理，升级生产设备技术，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低水平建设，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引导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产能的有序转移，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广节能减排技术。金融服务业方面，应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重点发展直接融资、风险投资、战略投资等融资模式。

第三，激发民营投资活力。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和支柱行业等领域，最大限度放开准入限制。继续强化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扶持，进一步明确财政金融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做优做强，形成品牌优势，培养核心企业，以大企业带动关联企业形成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第四，稳步推进城镇化和区域协同发展。以城市群建设投资为重心，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合理安排国家投资方向，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引导投资和其它资源在土地综合整治、安置房建设、新城区建设、城镇棚户区和旧厂房改造、产业园区建设以及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信、水电煤暖）等领域的合理配置。

五、明确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定位，更加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在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出口，即使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也需要靠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以德国为例，2011年以来出口在其GDP增长中的贡献十分突出。（见图7）

图7：分项指标对德国GDP增速贡献（%）

无论是过去三十年还是今后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当前必须继续高度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随着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市场复苏，我国出口也应该逐步走出谷底，但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同比下降3.4%，远低于去年同期18.4%和全年7.9%的增速。尽管有美国恶劣天气、去年同期虚假贸易高基数等客观因素，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出口形势中的隐患：2013年起欧美经济处于持续复苏通道，但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仍普遍呈现出下降态势，意味着外部经济复苏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在弱化；我国出口增长较快的产品仍集中于原材料、轻工业品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亟需优化。

充分重视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极调整出口战略。在继续发挥并加强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在全球市场上进行战略平衡安排，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布局，加强与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适当降低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谈判，最大限度地双向开放非敏感市场，促进贸易与投资增长。调整出口结构，取消劳动密集型产品、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出口扶植政策，加大对机械电子产品和新材料的出口扶植力度，采取措施将国内经济建设优势转变成国际合作和市场竞争优势，发挥领先全球的基本建设能力，释放国内过剩产能。扩大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实施差别化区域经济战略。积极推行商务外交战略，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变产能过剩的国内发展困境为全球竞争优势。在汇率方面，打破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单边升值预期，在扩大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六、国民消费亟待升级，消费政策应进一步清晰

消费模式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受收入水平、消费文化、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不仅消费率较低，而且消费层次更低，并同步伴随着畸形消费；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款消费在财政支出和公司成本中的占比较高，不仅挤占了财政支出中本应该提供给居民的公共服务空间，也带来了中国消费市场“未富先奢侈”的畸形发展，并对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消费浪费虽然也可以拉动GDP，但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消费提升的人力资本。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消费。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界对劳动者素质、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公民群体也自发产生了丰富阅历、开阔视野、增强个人素养的深造需求，由此催生大量潜在的教育消费需求。教育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是扩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附带的收费服务（如中小学的课外课程），而是重点面向有收入人群提供职业教育、文化和技能培训，引导主动消费，确保消费的质量和体验。引导教育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人群素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养老相关的消费内容广泛，潜力巨大。养老消费政策的重点可包括：引导建立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针对居家养老的普遍情况，促进社区医疗、陪伴、护理、家政、送餐服务体系的建立；推进集中养老机构的建设，提高养老机构服务的专业性，加快对专业养老服务人员队伍的培养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与养老相关的保险、投资、资金计划等金融服务安排。

第三，大力发展医疗事业。“就医难”问题从侧面反映了医疗产业需求与供给间的巨大矛盾。社会医疗相关消费（就医、买药、保健、购买医疗设备、配套医护服务等）空间广阔，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和居民对健康标准的提升，这一消费也随之快速增长。医疗消费政策的重点可包括：完善医疗保险体制，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创新补充医疗保险模式，解除居民就医的后顾之忧；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试行医药分开，确保一般疾病用药价格能为多数居民接受；继续扩充医院建设和医务人员队伍建设，允许更多民营医院投入运营；推广医院集团化管理模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惠济百姓；加强对医务人员的道德教育和专业培养，建立缓解医患矛盾的机制，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水平。

第四，鼓励完善电商、物流、信息服务，培养新兴消费市场。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备和网络技能、文化的传播，与网络信息密切相关的消费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特别是随着近年虚拟信息环境与市场实体产品、物流服务密切结合，形成新的批发零售业态。伴随消费者群体的快速膨胀，新业态可能取代传统实体卖场等业态，成为实现消费的主要渠道。为此，有必要通过消费政策引导电商产业继续快速发展，并加强对电商等虚拟经济商户、物流和信息服务等配套商户的科学管制，提高从业人员诚信水平和执业能力，丰富产品服务内容，确保产品服务质量，促进居民放心消费。同时，将信息消费上升到战略高度。随着移动互联、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普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信息对社会呈现全方面影响，例如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发现新市场，个人信息消费在重塑生活行为、增强国民素质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国家已经将信息消费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应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市场，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