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

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抗议。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等东亚邻国，因为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记忆犹新，担心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安倍重新将日本引向战争，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因此抗议尤为强烈。与日本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和战败国，德国如今却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引发邻国的抗议和担忧，反而还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德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消除邻国的忧虑，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认可呢？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

首先，德国在战后实现了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推翻了纳粹独裁政权，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彻底的清理和了断，因此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战后，德国被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占领区推行了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垄断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纽伦堡审判惩治了纳粹主要战犯，取缔了纳粹组织，根除了其存在的社会根源，同时也对德国民众起到了教育作用。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两个国家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当年都曾是纳粹党的死对头，都曾被纳粹强行取缔、驱逐和迫害。所以，他们上台执政后，继续着力清除纳粹思想，追查和审判纳粹罪犯，将重要的纳粹分子逐步清理出政府、司法、军队等领域。据统计，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法庭共审讯完近96万宗案件，大约61万人被判刑，其中有2.3万名重犯被判处“终身不能担任公职”。当然，因为战后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也有一些前纳粹党员重新得到任用，但因为已被“去纳粹化”，这些人不再构成危险。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对纳粹罪犯的追查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因为联邦议院在1979年取消了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限制（原为20年）。因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会无限期进行下去，即便是他们逃到天涯海角、行将就木，一旦被发现，照样会被绳之以法。

相比而言，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战后，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追究头号战犯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还让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岸信介、重光葵、贺屋兴宣等）掌管了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不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也未能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

其次，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曾明确、公开并且不止一次地对二战罪行进行过认罪和道歉。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无疑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华沙时的“惊世一跪”。他在向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二战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感动了无数波兰人，也引起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震动。“华沙之跪”成为德国请求世界宽恕德国二战罪行的标志，也让勃兰特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的知识精英也有深刻的历史负罪感和自我批评精神。战后德国出现过有关“集体罪责说”的争论，即是否每个德国人都要为纳粹罪行负责。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表示，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每个德国人都需要进行个人的良心反省，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进而找到真理。

正是在德国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带动下，认罪和反省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和传统。即便是在战争过去了这么久之后，也丝毫没有松懈。2013年1月27日，默克尔总理在犹太人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表示：“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正是这种勇于正视历史、勇于认罪、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德国得到了邻国的谅解，为它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与德国相反的是，日本政府首脑和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诚地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认罪和道歉，而且还不断地否认、歪曲和粉饰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抛出“侵略无定论”、“‘慰安妇’自愿论”，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因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些国家的谅解。

再次，德国对二战罪行的认罪和反思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落实到行动中。通过教育、立法、宣传在整个社会营造起一种毋忘历史和对纳粹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德国重视通过教育让下一代正确认识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所犯的罪行，因此，各州都在教学大纲中规定必须要在历史课（有时也包括德语课和宗教/伦理课）上向学生讲授“纳粹和种族大屠杀”的内容，并且注重与参观集中营、纪念馆，与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话等课外活动相结合。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文理中学，10年级历史课上用于这个专题的课时大约为24学时。因此，没有任何一名学生可以在毕业离校时不了解这段德国历史。此外，德国还十分重视在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学会与其他国家的人和平共处。为此，德国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合编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