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章：中国“债务危机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去年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了我国五级政府债务审计结果之后，各种研究机构就开始替我们算账，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包括或有债务在内的地方债是17.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3%；如果把或有债务按以前经验实际需要负担的部分折算，地方债为1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如果或有债务按面值计入，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是56%；如果按折算的部分算是41%。一时间，我国地方债成为国家层面的“负担”和国际社会的“担忧”。

中国“债务危机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我国地方债务像任何债务一样有风险，但这个风险无疑是被夸大了。如果按照比较宽的口径算，我国政府性债务超过了50%，无疑是一个新高水平；但因此就判断我国会陷入债务危机则是缺乏根据的。

至于债务水平，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盟占GDP的60%原则似乎得到了各国的认可和肯定，尽管真正严格遵守这一规则的国家即使在欧盟内部并不多。按照这一原则，我国目前政府性债务在安全区间是没有问题的。2010年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多超过了100%；2013年发达国家平均是107.1%，其中：英国90.1%、美国104.5%、日本243%。况且，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地方债用于消费不同，我国地方债务超过60%用于基础设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资产，有的城市债务形成的资产评估值已经超过了累积债务总额。“相对于一些国家借债用于‘消费’，用于发工资和其他开支而没有留下任何实物，中国地方政府借债用于投资。超过37%的直接债务用于城建，17%用于土地‘整理和保护’，7%用于安居房建设。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产生客观的收入，但它还是值点儿什么”。

理解地方债和地方融资平台要“一分为二”

我国地方债有的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应否定其积极的一面。地方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有的地方融资平台不规范，但不应片面否定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实质上是一种公私合作平台（PPP），在西方被广泛用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各国由于宏观经济混乱而导致债务增加，政府为了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引入PPP。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600亿欧元。

我国的地方融资平台，是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承担特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与建设任务的“特定目的公司”。地方融资平台是在特定背景下逼出来的“公私合作平台”；与之前的政府直接办公司相比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为地方政府在原有体制下有所作为提供了一种尝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借鉴和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

现在的地方融资平台的确存在良莠不齐问题。好的健康的融资平台，要鼓励；差的脆弱的平台，要严加管理，防范风险。融资平台的风险更多地不在其自身，而是反映为金融风险。需要做的是，在资产负债评估的基础上，给合格的地方融资平台发“准生证”，并加以规范，扬长避短。在我国目前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的今天，一味否定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