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有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叫做“涵咏”,意思是只有对一部作品反复体味,不断揣摩,才能真正读懂。就像我们面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要真正把握其中深意,就有必要将目光拉回千年前的那段历史,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一种人生的左冲右突与一段历史的悲欢离合。
是的,范仲淹不仅留给我们一部千古名篇,还有更多的智慧与风骨。我们这里看到的关于范仲淹戍边卫国的实践和思想,不仅让我们丰富了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范仲淹,更加理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政治抱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从政40余年,担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诏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等重要官职。他在担任军职期间,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积极参加战争实践和军事活动,为北宋强军固边建立了卓越功绩。
善于担当 审时度势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北宋西北边境战云密布,军心不定,国家岌岌可危。西夏首领赵元昊剽悍傲慢又野心勃勃,继位不久便陈兵十万,不断进军北宋,凉州、瓜州、肃州等边城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宋军的惨败让朝廷十分震惊,仁宗皇帝大怒,几次换统帅均无济于事,险情无法扭转。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让仁宗拥有150万官兵的军队屡战屡败。这时,仁宗采纳了宰相吕夷简的意见,让范仲淹官复原职,拜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范仲淹,到任不久便从西安北上延州一线。在延州,他看到满目凄凉的战争疮痍,看到缺乏训练又毫无斗志的将士,尤其是官兵不识、国防瘫痪的制度弊端,内心深处焦急不安。他最担心的是朝廷内意见分歧。一派主战,一派主和,仁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对边防形势极为不利。范仲淹到延州后,先视察了边防,分析了宋夏两方的情况。他认为宋军数量虽多,但外强中干,缺乏战斗力,而且山路崎岖狭窄,车辆难行,辎重运输困难,一时难以抵御骁勇剽悍来势凶猛的西夏军,一旦轻举妄动,必遭惨败。权宜之计,只有对内修固边城,精练士兵;对外坚壁清野、多修城堡、封锁交通,以挫败敌方锐气,然后等待时机,巧取制胜。他认为只要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多则两三年,西夏必然不战而溃。
范仲淹的积极防御、伺机反击的战略主张,却被一部分主战派评价为怯懦无能的表现。年轻气盛的韩琦,极力主张进攻决战。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顺势采纳了韩琦等人的主张。于是,庆历元年(1041年)初,韩琦调集了所辖全军人马出击,赵元昊则仅用一部分将士迎战。交战不久,西夏军佯败而逃,韩琦率全部人马乘胜而追,结果被诱入到西夏军在好水川设下的包围圈内。一场恶战,宋军伤亡6000余人,韩琦被迫率残兵败将撤退。返回的路上,阵亡士兵的家属拦路痛哭,使韩琦惭愧不已,伤感地流下了眼泪。
好水川的惨败,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教训了韩琦和朝廷主战派,也教训了仁宗皇帝,盲目进攻的主张被放弃。实践证明范仲淹稳健的战略主张的现实性正确性,仁宗开始采纳了范仲淹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战之必胜的战略思想。
范仲淹以延州为管道,启动和平谈判程式,因元昊书信中有侮辱朝廷之语,为不使皇帝受辱,于是焚烧了来信,另写副本上报朝廷,并及时复书西夏。范仲淹的这种苦心体现其勇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尽管触犯了“人臣无外交”之天条被贬职,但这种以国事为重、军事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虑深思远,较之那些无视国力军力总想硬拼的主战派,成熟许多高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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