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应以土地财产权变革为先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须以人口和土地自由、有序地流动和集中为前提。中国改革开放后，亿万农民蜂拥涌入城市，数万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迅速归入城镇，一个声势浩大的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在中国，与城市化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对农民而言，土地权利是他们能够跻身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基础。这期间，传统土地观念与城市化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发生冲突，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缺陷与农民的身份转换、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变革已刻不容缓，它已成为解决多重社会矛盾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中国城市化应以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变革为先导

一个现代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和资源就会不断向城市集中。一大部分农民开始离开土地、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转变为城市的劳动者，一部分土地资源转为城市土地。这是所有国家必经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农民的终结”。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源泉。农民世代依附在特定村落的土地上，没有特殊的缘故谁也不愿意远离自己的家园。在农民的理念当中，土地具有可靠性，它可以一代一代传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识到：“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鉴于此，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将中国革命与土地改革结合在一起，把贫苦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力量，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国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使每一个农民能够拥有平等的土地权利，我们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建立了由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

但是，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广大农民还缺乏集体化的迫切感和主动性，所以人为主导的农村土地变革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必须要做相应的变革。

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变革必然会遇到观念的障碍，实施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变革，首先要解决两个重要的认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