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吃药反腐”背后折射的期待

【反腐倡廉】

【事件介绍】

中科院专家回应“吃药反腐”：不可靠 系误读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研究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吃药反腐”说随之引发公众关注。

真的存在“吃药反腐”的可能性吗？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主要是为了研究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

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研究意在探索大脑功能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能直接用在解释腐败行为上。而且“吃药反腐”本身并不可靠，反腐关键还是靠制度。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针对贪官

引发争议的研究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团队所做，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名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公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基础》。

这份研究采用了名为“最后通牒博弈”的类似游戏的实验方法，它是研究公平行为的经典方法。

实验中，通常由两个人分别扮演提议者和回应者进行分配固定金额的实验，由提议者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案。如果回应者接受，那么两个人就会得到分配方案中各自的份额；如果回应者拒绝，那么两个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实验也就此结束。李纾介绍，通常五五分是公平的分配，三七分是不公平的分配，回应者或者接受这个分配提议，或者宁愿牺牲自身的利益而不接受不公平的分配。

除了让28名健康志愿者参与到“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之外，还令其在做决策时接受核磁共振成像对其大脑的扫描，结果发现，大脑一个名为前额叶皮层的部位对人们在“公平”与“金钱”间作抉择起到重要的作用，即当个体越倾向于违背公平、选择金钱，即做出“自私”选择时，这个部位的活跃程度就越高。

有媒体在报道这一研究时称，这种情况与收受贿款相似，大脑这个部位活动程度越强的人士，就越倾向于牺牲公平原则追求金钱。换言之，他们更容易被收买。“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

专家称很难通过吃药干预腐败

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公众的关注，被普遍认为这意味着贪官的大脑与普通人有所不同，也引发网友对该科研目的的大量质疑。

北大心理系一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也认为，根据这一研究，“可能有人会猜测到腐败行为上去，但以此为根据下结论是不合适的。”

舆论的反应给课题组带来了困扰。李纾说，无论该研究还是其单位的科研进展报道中，都只字未提“贿赂”、“腐败”或“贪官”，这属于随意解读，“不是我们的本意”。

他表示，“这是一个基础研究，其研究的是人们心理行为中一个普遍的正常的现象，并不涉及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等方面内容。”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约翰·唐恩与李纾有过两次科研合作经历，听到中国公众对于该研究用于反腐的讨论，他笑言：“人们可以往腐败行为的方向去猜想，但作为研究来说，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腐败行为，也很难往那个方向去进一步研究。”

前额叶皮层是一个学术界已知的对选择和决策等高级认知起到很大作用的大脑部位，通常被称为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唐恩表示，人们如果选择金钱而非公平，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位出了问题。比如贪官腐败，不是说他大脑那儿出了问题，否则这会给政府和公众传递错误的信息。“因此，很难通过心理治疗或吃药来干预腐败行为。”

解决腐败问题主要靠制度

“对大众来说，他们可能仅仅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谚语，人们通过自己或者周围也能够对这个社会现象有自身的体会，”李纾进一步解释，“而这个研究把这个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提炼出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并且去考察它背后的神经机制。”

“这个研究揭示了人在收受金钱时大脑的一些变化，研究本身是科学的，是很好的探索，”北京一名心理学研究者说，“但反过来，通过心理干预或药物治疗，来阻止人们的受贿行为，我倒觉得不那么有效。腐败是社会大环境中的问题，光有心理学的研究还太单薄。”

其表示，有些人的大脑可能更容易被金钱激活，受到刺激，这并不是病，只是一种特征。而媒体及公众将这个研究与腐败关联，其实是表明一种社会期待，“但期待用心理治疗一个方法来治疗腐败显然是不可取的，不过我倒觉得对于官员的心理辅导应该提上日程，据我所知，国内这方面还比较空白，不够普及。”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要解决腐败的问题，有着阳光大道，制度是主要的办法。认为可以通过心理干预来‘治疗’贪官，用北京话来说，那就是抖机灵”。

声音

当贪官做出受贿决定时，往往已习惯于这一行为，可能很容易下决定，不需抉择很久。所以，该研究对在“公正还是金钱”两者间艰难抉择的实验对象进行的脑部扫描，并不适用于贪官，更不可能变成如测谎一样的技术来判断是否是贪官。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约翰·唐恩

研究贪官的大脑功能或有助发现大脑与腐败行为之间的联系，对科学家来说是个有趣的课题，对社会也非常重要。研究人员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正常大脑”模型，那么应拿谁来与贪官对比呢？是普通公民，还是其他承受同等工作压力的官员？

—北京大学神经病学博士葛鉴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新闻延伸

那些引发关注的反腐招式

“贤内助”反腐

亦称“廉内助”反腐，主要是指把反腐保廉思想道德防线，延伸到领导干部的家庭，让官员配偶参与反腐。这种形式在全国多地都实施，有的还会签承诺书，有的地方则会召开贤内助会议、展开培训。

如海南省东方市2011年底启动“贤内助”廉政承诺书签订仪式，提出官员配偶要当好“贤内助”，坚决管住自已，努力管好配偶，管好子女和亲属。

2012年初，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检察院联合该区纪委，组织全区100余名正科级领导干部家属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活动，参观了设于职务犯罪预防文化基地，观看了党风廉政教育警示片，听取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2012年底，广东肇庆四会市针对近400名官员配偶开展廉政课程培训，当地纪委称希望能找些新的角度警示官员。

“廉政账户”反腐

是指统一设立一个专用账户，党员干部上交其收受的无法退回或不便当面拒绝的现金、有价证券，在规定时间内将红包、礼金等上缴廉政账户的，视作主动拒礼拒贿。

廉政账户最早源于浙江省宁波市。2000年初，该市在全国首开了“581”（“我不要”之谐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专用账户。此后各地纷纷设立廉政账户，账号各不相同，多取自谐音。比如宁夏宁武市廉政账号为5109（我要廉洁），湖南省统一廉政账号为5910（我就要廉），而长沙开通570（我清廉），安徽岳西设立廉政账户为35581（送我我不要）。

因廉政账户存在争议，据华商报报道，在2001年，中纪委、监察部就在内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不要设立“廉政账号”。但廉政账户并未就此冷却，此后还时有进账金额的报道。比如去年广东省市两级“廉政账户”共收到2931.7万元。今年1-6月，江西省廉政账户进账790.57万元。

“悔过账户”反腐

有的地方也称“悔过账户”为“退赃账户”，因为争议比较大，实施范围不广。据深圳商报报道，珠海市检察院曾于2001年在拱北海关设立“悔过账户”，召唤那些经不起金钱诱惑的“迷途羔羊”。“悔过账户”设立仅一个月，就收到96笔共209万元的赃款，其中最大的一笔为19万元。

凡在规定期限悔过退赃的，只要退赃数额与日后检察院查证的数额没有明显出入，检察机关就视其为自动投案，不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并依照法律、政策从宽处理，直至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据南方周末报道，曾有专家建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退赃账号”，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腐败分子，能够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笔腐败“呆账”。

对于“吃药反腐”，专家何不因势利导？

12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纾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无论该研究还是其单位的科研进展报道中，都只字未提“贿赂”、“腐败”或“贪官”，这属于随意解读，“不是我们的本意”。

笔者曾无意中扫了一眼相关评论，因觉得过于荒唐，也就没太在意。现在看到中科院专家出面“澄清事实”，反倒觉得“吃药反腐”有点空穴来风。不料，引发“误解”的“吃药反腐”，还真有关一个“研究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的课题。

这就难怪公众产生“误解”了。如果真能破解什么样的脑神经机制会导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无疑是心理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普遍的临床价值不说，就对于反腐败，肯定大有用武之地。因为，“贿赂”、“腐败”或“贪官”，正是“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的典型表现。既然中科院专家对此有所发现，公众当然就会产生“吃药反腐”希望——对心理疾病的药物治疗是众所周知的嘛。

然而，中科院专家却认为，公众的这种想法属于随意解读，并表示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后半句话我是相信的。这项研究课题，针对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使已经有“结果发现”，也是让28名健康志愿者参与到“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后获得的。事实上，中科院也不大会在反腐败的“课题”上进行研究，要研究也是反贪机构的工作。

对此，笔者倒是觉得，既然公众都看出来了，中科院的这个研究课题如此符合反腐败的当务之急，何不对公众“误解”产生的“吃药反腐”因势利导？要说“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贪官的案例特征最明显。这种典型案例比起28名健康志愿者来，不知要节省多少实验过程。更重要的是，一旦有所突破，就可以把“本意”上对这种心理的普遍矫治，变成“意外”的反腐利器。

对于心理研究，笔者是外行。但这并不妨碍对两种事物做逻辑上的基本判断。“金钱会使人们违反公平原则”这一社会现象，与“贿赂”、“腐败”或“贪官”之间，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如果专家能对前者在“大脑一个名为前额叶皮层的部位”找到“病因”，那么，何尝不可将此方法用于后者？如果这项研究不是徒有虚名的“学术研究”，那么，把研究成果用到反腐败上时，简直就可以称为“吃药反腐”了。

因此，中科院专家不必强调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只要学术态度是端正的，研究过程是科学的，就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如果把连不懂心理学的公众都看出来了的“研究成果”，说成是“误解”，那么，只能是没有底气的自证其谬了。

吃药反腐误读源于期待

如果吃药就能遏制住腐败的话,那反腐工作也太容易做了。显然,这是一个科幻式的梦想,或许在未来能够成真,但至少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还无法实现。“吃药反腐”被民众误读,似乎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不过,在这个误读的背后,却难以遮掩民众对反腐的急迫心情。

近年来,为了打击腐败,遏制官员贪腐欲望,各地政府部门推出了许多反腐招数,诸如廉政屏保、贤内助反腐、抄书反腐、廉政短信、反腐扑克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时会遭到民众的吐槽,认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这些反腐奇招大多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触及根本,无法起到扼杀腐败的效果。腐败的根源乃是官员权力不受限制,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贪腐成本太低所致,或许官员第一次伸手还有些害怕,但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拜倒在金钱、美色面前。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腐败乃是出于人的欲望本性,很难彻底根除掉。而目前最好的反腐措施,就是依靠制度性的举措,将官员的权力锁在笼子里,置于法律和舆论的有效监督之下,对腐败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伸手必被捉,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起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误读“吃药反腐”是一种民意

一项旨在研究个体心理行为、只字未提“腐败”且不涉及药物干预的研究结果，何以被舆论引向反腐领域，最终衍生出“吃药反腐”的荒谬结论？由此可见，反腐始终是民众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在制度反腐不时出现失灵状况的当下，一些非常规反腐方式难免被寄予厚望。

事实上，这项研究也并非对反腐毫无启发。专家发现，无论金钱多寡，向被研究对象提供金钱都会刺激他们脑部的“愉悦”区域：右侧前额叶皮层及双侧脑岛。这说明，人的生理特性决定了，面对诱惑会动心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人性终究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官员都是道德君子，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去约束。

应该说，“吃药反腐”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反腐的基本原理：反腐就是和贪官的贪婪天性作斗争的过程。如何克制贪欲，近年来我们也想了不少办法，如“贤内助”反腐、“廉政短信”反等等。这些另类反腐形式虽然登场时无限风光，最终却被证明效果不彰。即便如此，人们对非常规反腐方式的热情依然高涨，以致于对“吃药反腐”都寄予了希望，这的确值得我们的制度设计者反思。

从不少落马官员身上可以看到，让官员腐败变质的原因就是权力太大、缺乏监督。虽然“吃药反腐”不可能成为反腐策略，但是我们仍要从中读出民众的期盼，从监督制约人性弱点的角度出发，完善制度、填补漏洞，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

【启示与思考】

一些地方政府为遏制官员腐败，创新出了很多反腐招数，但这些招数都很荒唐，比如做廉洁操防腐败，比如唱防腐败歌，比如抄书反腐败，比如上“廉政课”反腐等等。如今，又出现了“吃药反腐”，岂不让人“眼前一亮”？然而，腐败行为并非是精神病，而是官员在监督乏力下的一种习惯性行为，官员腐败的最大诱惑是钱权交易的低成本，这不可能是受药物控制的。

现在，研究员李纾否认课题与腐败、贿赂行为有任何关联，他认为这是媒体网友对研究课题的误读，这让“吃药反腐”有了正本清源的认识。虽然工作误读了“吃药反腐”，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对官员腐败的关切。常识告诉我们，反腐败要靠我们既有的反腐机制，而不是运动式的反腐运动。因此，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的反腐机制，才是民众最期待的。

如果真有那么一种药物，官员食下之后能直接刺激他们的大脑皮层，让他们对腐败有呕吐般的厌恶感，这岂不是不任何反腐制度反腐措施更好吗？可以这样说，正是民众有了对政府反腐的常态化有效化的期待，才有了“吃药反腐”受热议的误读，也体现了公众对反腐败的恨之深。我们不必对“吃药反腐”的误读耿耿于怀，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众对腐败的关切，就是政府强力反腐的巨大动力。

“吃药反腐”说引发公众关注并非是坏事，“吃药反腐”的神话，让我们坚定反腐关键还应靠制度的决心。因此，我们相信，政府必定会回应公众的关切，完善既有的反腐机制，让它切实成为官员腐败的照妖镜和防火墙。“吃药反腐”被误读，折射出人们对多渠道反腐、可持续反腐的由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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