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构：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

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