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垄断资本如何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

“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拿破仑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秘密——单纯依靠武力统治、而忽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很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此类似，汉初名臣陆贾曾劝诫汉高祖刘邦：可以马上打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统治国家不能单靠武力，还必须仰仗思想文化的传播。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给资本主义制度沉重打击，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未终结，反而迎来了所谓“美国世纪”。究其根源，除了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求刺激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人们之所以服从权威和秩序，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权威和秩序存在某种“合法性”；而成功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合法性”的重要机制。美国战后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机制，与两份哈钦斯报告密切相关。

1929年，而立之年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1892年由洛克菲勒捐建，同早它1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学一样，效仿德国大学模式，优先发展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专业教育，被后世视为美国现代大学的发源地。上任不久的哈钦斯，就对当时美国大学充斥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和唯市场主义等种种庸俗化取向，展开了全面批判。1936年，他发表题为《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报告，提出发展通识教育才符合现代大学之道——只有通识教育，才能沟通不同专业、建立共同的文化语言；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经过反复努力，哈钦斯四年制本科生院方案1942年获得通过，率先开创了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这段历史，中国教育界人士耳熟能详。

另一份哈钦斯主持起草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为我国新闻界人士所熟知。1942年12月，哈钦斯应其密友《时代》公司老板卢斯邀请，计划对美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与前景开展调查。一年后，由哈钦斯担任主席，13位美国政、商、学界名人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因而也被称为“哈钦斯委员会”），听取了58名新闻界相关人员的证词，与225名关心新闻界状况的各界人士进行了访谈，研究了委员会成员及其工作人员准备的176份文件。经过反复修改，新闻自由委员会于1947年发表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序言第8页——下文简称《新闻界》）。它后来被视为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作。

尽管哈钦斯《高等教育在美国》为中国教育界人士所熟知，《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也为中国新闻业人士所乐道，但对这两份“哈钦斯报告”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事实，似乎鲜有注意，对其内含的美国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则更似无人问津。其实，两份哈钦斯报告不仅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和新闻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美国战后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在美国》与通识教育的奠基

哈钦斯在《高等教育在美国》中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不同科系、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如果现代大学不能提供面向所有学生的通识教育，大学就丧失了意义——它完全可以为各类专业学院取代。在哈钦斯看来，大学应该作为现代社会的头脑领着社会走，而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被动地跟着走。

为此，哈钦斯雄心勃勃地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个以阅读经典为主、新的四年制本科学院。不过，此举招致了教授们激烈反对，哈钦斯的建议多次被否决。直到1942年，哈钦斯的四年制本科学院方案才获得通过，芝加哥大学由此建立了美国最重视通识教育的体制，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典范。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不仅是获取诺贝尔奖的教授最多的大学，而且以不断诞生各类学派（如芝加哥社会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等）而闻名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1934—1954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则改进了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本科教育继承英国模式，强调通识教育和文化传承；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注重专业研究和创新。科南指出，无论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等科学如何发达，无论掌握多少外国语言，都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指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传统形成的智慧”。显然，哈钦斯与科南英雄所见略同，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也殊途同归。

哈钦斯和科南倡行的通识教育，意在奠定美国的文化基础，造就实现文化认同的“大熔炉”。所有本科生共享通识教育，从而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跻身哪个领域和专业，都能分享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建立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换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也就是通过集中、统一意识形态传播，“统一了思想认识”。

美国历史短暂，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民族、贫富和文化差异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两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制度的虚弱和文明的黑暗。如何强化美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真正基于西方文明的牢固共同体意识，是哈钦斯、科南等精英苦苦探求的大课题，答案之一就是大学普遍推行通识教育。

以相对简明的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为例，“当代文明”和“人文经典”是全校本科生的必修课。“当代文明”第一学年讲述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属于史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第二学年转向西方现代社会，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内容。而在“人文经典”方面，则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读到近代的牛顿、马克思。“当代文明”侧重西方文明的历史变革，“人文经典”则重在研读经典著作的永恒价值。变革与永恒融合为学，“经”与“史”相互渗透；史侧重于文明的兴衰浮沉，而经则重在汲取“传统形成的智慧”。

面向美国精英的通识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无论各大学表面差异有多大，但其通识教育课程均以西方文明经典阅读为核心，这一原则不可动摇。一代又一代美国精英因此培育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模式与我国古代“经史”教育颇为类似。中国帝制时期国家尊儒术、士人重道统，国家利用征举、科举等方式源源不断吸取士人进入统治集团，从而有效巩固了国家意识形态，使秦汉制度（即大一统皇帝官僚—郡县制国家）绵延2000多年不绝。“经史”教育与通识教育在这方面的收效，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