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有境外政治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华渗透（2）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王存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即以扶贫助学、“维权”救助为借口，进行渗透活动。它们往往以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与上访人员接触，研究中国信访制度，鼓励农民成立“维权”组织，活动具有一定的煽动性。

某境外非政府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区的十多个县开展长期社会综合发展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小额信贷、扫盲和技能培训等。90年代中期又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该项目，增加了参与农村发展、社会性别培训、外来工权利、支持本土非政府组织及其能力发展，以及扶贫、社会、经济、环境等业务。

值得提醒的是，为给自身的渗透活动提供保护，并建立起长期的渗透活动通道，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开展活动时，通常是通过我国国内民间组织发起，并始终依靠地方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及共建项目，使其活动在一定层面上获得公共权力的支持，进而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

渗透活动逐步向活跃期过渡

《中国社会科学报》：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渗透活动呈现何种趋势?

王存奎：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发展正逐步走向成熟化和本土化，对华渗透活动也正由潜伏期逐步向活跃期过渡，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第一，更加注重与国内“维权”问题相结合。近年，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以提供资金、项目合作、培训人员等方式，通过宣传发动、思想灌输、策划组织等手段，幕后操纵重点组织人员频繁插手我国国内的“维权”活动，并借助媒体大造舆论，企图使“维权”形成一场社会化运动。鉴于当前“维权”问题已成为境内外各种势力勾联聚合的有效平台，境外非政府组织必将持续利用这一“平台”对我国开展渗透活动。

第二，更加注重与我国的民间组织相结合。有专家估计，现有的我国国内民间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约有300万个。这些大量陷入注册难、筹资难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不可避免地会转向境外非政府组织寻求援助。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则将其视为可资利用的社会力量，不断加大对其资助扶持的力度。

第三，更加注重与新兴阶层相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会倾向于与新兴阶层相结合?

王存奎：我们从几年前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和2010年底、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等系列政权更迭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个政权的颠覆往往是官民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种矛盾不只是某一个阶层、某一个集团与政权的矛盾，而是以一个阶层为主、整合各种社会矛盾的结合体，当这些社会矛盾在特定情况下都指向原有政权时，这个政权就最容易被颠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以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白领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有着多元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新兴阶层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全力争取的重要社会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更加注重与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相结合。

王存奎：对。首先，随着我国今后逐步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管制，特别是对有渗透破坏活动的个别组织的打击，境外非政府组织必将更加紧密地与其所属国的资源结合起来，通过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等公开手段向我国政府施加压力，为其谋求生存发展空间。其次，境外非政府组织当前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正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未来在我国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境外非政府组织可能会运用其国际影响或寻求国际支持。

加快出台法律法规有效规制境外非政府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们应如何看待境外在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王存奎：要客观辩证地看待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作用。不能只看到其在扶贫帮困、灾难救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誉之为“天使”。同时也要反对因少数有政治背景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渗透破坏，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消极负面影响，而贬之为“魔鬼”。我们既应看到境外非政府组织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合作伙伴，又应看到它们也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既要充分认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清醒认识这些组织的“失灵”及其对我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使境外非政府组织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国家稳步发展的积极因素。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国内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大量涌入的问题，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妥善处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三者之间关系。要主动应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严防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类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