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有境外政治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对华渗透（6）

教育人才领域，是美国在华NGO关注最多、投入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领域，这从美国NGO的捐助资金大量流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可以看出来。每年中国各领域都会有大量的高端人才得到美国NGO的资助，或出国留学、进修，或从事各类项目的研究。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美国NGO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各类学者进行资助。报告根据媒体的披露罗列了一份粗略的受资助名单，其中包括经济学者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许小年、厉以宁、吴晓波，政法学者江平、蔡定剑、贺卫方等。近年来，一些左派网站正是以此为凭据，对那些有美国NGO资助背景的学者进行攻击，诬其为“汉奸”。刘佑平对此无奈地表示，不能因为一些学者受到来自美国NGO的资助就认定他们替美国办事，美国NGO还有更多的捐助资金资助了中国政府和高级官员。然而，“受美国NGO资助的中国人才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国在华NGO身份合法不到3%

美国NGO在华活动渐趋活跃，在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应如何对待美国NGO在华活动？学术界已就此展开了多年的讨论和辩论，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中国人民大学金彪曾撰文列举了国际在华NGO的“七宗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影响政治稳定、向中国倾倒转移医疗垃圾等。而江苏省社科院丁宏持相反论调，撰文总结了服务提供者、政策影响着、行为监督者、合作促进者、冲突调节者等国际NGO的五点积极功能。

而更大的针锋相对来自于两名高级官员的相左观点。2011年5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中共党刊《求是》上发表《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一文要求将社会组织“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用警惕的口吻称“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其目的是在于防范“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仅在不到一个月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对民间组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其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用批判的口吻表示，社会上对于民间组织的偏见仍然存在，“特别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

实际上，对于国际NGO特别是美国NGO的警惕和防范心理并非空穴来风，随着美国NGO在华工作逐渐涉足民主、人权等中国社会敏感领域，势必会触碰政治红线，引来质疑的眼光。据《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长期通过捐赠、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对“民运”“藏独”“东突”等进行资助。根据基金会自身公布数据，2002至2006年间，其向达赖集团共提供135.77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援助。这些被视为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和安定团结。刘佑平也向记者讲述，在汶川地震救援时曾有基层人士告诉他，有个别国际组织打着抗震救灾的旗号进入灾区，“实际做着与此不相符的事情。”近年来，欧亚大陆多个国家陆续出现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局动荡，美国NGO被一些媒体指责为“颜色革命”幕后的推手和美国输出革命的工具，这些事例更加强了中国国内对美国NGO的警惕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