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力反腐的外溢效应

随着“你懂的”变成周永康，相信再没有人怀疑中共的反腐决心和毅力。

中国反腐的外溢效应

正如中国的崛起一样，这一场空前无比的反腐同样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首先是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更加稳固和增强。中国传统上，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之上。所以反腐败在中国才会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

其次，这场反腐尽显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也同样向世界展现了中共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的生命力。长久以来，不少海外汉学家和自由派人士，否定中国制度的一个理由是所谓的人才逆向淘汰。美国学者裴敏欣十八大前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阐述：中共为什么无法选择优秀的领导人。显然，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不到两年的表现，是对这些理论最好的回应。

外媒关注中国反腐，图为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9日对周永康案的报道

第三，拥有稳固合法性的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内外矛盾和冲突。从国内的角度讲，在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后，改革将会加速和深化，改革面临的难点和瓶颈也将会被突破。对外，一个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的中国也将同样震撼和中国有领土冲突的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对于努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美国，也同样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第四，反腐也让公务员这个一度令人羡慕的职业开始日渐失去光环。不仅国考人数大幅下降，更出现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另一波公务员下海潮。这一溢出效应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下定论。从积极的一面看，人才有了更多的选项，而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也将拥有更多优秀人才。重官轻商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下，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这或许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分配，有助于人才的纵向、横向流动。从消极的一面看，一向以吸纳了全国最优秀人才而著称的公务员队伍，恐怕将难再现昔日的盛景，其治理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

最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海外一片唱衰中国之声。甚至不少学者充当起了算命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溃。其理由竟然是苏联共产党执政极限是75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中国不可能打破这个极限。如此逻辑和推理，可见西方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水准，他们的学术被主观的立场所绑架。现在随着徐才厚、周永康等超级大老虎的落马，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又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中国腐败的成因

周永康的落马，让笔者一下想到了曾任职于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就在此前，他曾信心满满地说为什么看好印度、看衰中国。因为印度民间可以成立“我行贿了”网站，揭露印度的腐败。而在中国却行不通。可是黄亚生先生不知为何忽视或者回避一个事实：今天的印度远远比中国腐败（据德国“透明国际”组织历年腐败排名）。我还真期待黄亚生先生给出一个解释：何以一个既民主又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民间还可以建立“我行贿了”网站的国家，远远比中国腐败？

确实，根据西方的理论，只要不是多党竞选的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将无法治理腐败。看来中国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理论。

其实，西方太多的理论拿到中国后都出现了显著的失灵现象。比如它们声称市场经济只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兼容。但邓小平就不信这个邪，认为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手段而已。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表现居然还优于西方。当然，昔日的印度也不信这个邪，在“民主制度”下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

不仅中国的反腐败挑战了西方的理论，中国的腐败也同样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然而解读中国的腐败，不仅需要放眼人类共同的发展历史，还要回视自身的特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