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贼盗窃官员百万购物卡法官为啥隐瞒?
这样的判决,究竟是在为谁隐瞒真相?这样的判决,究竟是法官的独立审判意识,还是受到某种权力重压之下的人情判决?为啥连女贼都感到纳闷,法官却心安理得?
这说明,不仅是法官审理案件有问题,公安部门案件移交内容的真实性和检察机关的公诉都将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这说明,在政法系统有人公开在为丢失购物卡的官员隐瞒某种罪行,而不是在用慈悲为怀之心减轻对女贼的量刑处罚。
然而,女贼都知道自己的主动坦白会让那些购物卡拥有者的官员受到法律责任追究,但是法官在判决中却有意隐瞒了百万购物卡的事实;然而,这样的判决不但让女贼感到不解,就是我们这些远在他方的旁观者也感到这是神判决,而不是具有公平与公正的判决。
不管法官在立案审理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难言之隐,也不能拿法律做交易;不管官员的权位有多高,官职有多大,也不能在法院和法官的天平上失去公平的砝码。因此,无论是公安刑侦人员,还是监察机关的公诉人员和法院法官,他们都存在为腐败官员隐瞒犯罪真相的嫌疑;因此,这个让女贼不满意的判决书,彻底暴露了我国司法审判中的腐败现象;因此,权大于法的判决书让党纪国法而蒙羞;因此,这样的判决书彻底暴露了政法部门的失职和渎职犯罪行为。
然而,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第“2014钟刑二初字第118号”刑事判决书上,《法制晚报》记者注意到该判决书详细罗列了房云云2014年3月在常州市等地的盗窃犯罪事实。但记者却找不到她自称的2014年5月她在合肥市的这两起盗窃案件的任何信息。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上午向记者证实,没有接到有关房云云的案子。这些种种迹象表明,有人在利用职务之便为某些丢失购物卡的官员隐瞒腐败犯罪真相;这些迹象表明,隐瞒官员贪腐的购物卡对于官员来说十分重要;这些迹象表明,公安刑侦人员和法院法官都存在着隐瞒真相的重大嫌疑;这些迹象表明,某些官员从利用电子监控抓到女贼,到公安机关和法院的审理判决,官员们都在为掩盖自己的犯罪真相而四处奔波,并取得了“辉煌战果”。
然而,在记者整个采访过程中,房云云反复重复一个问题:“加上我盗窃合肥两名官员家的行为,我一共作案8起,为什么最后变成了6起?我举报这两个官员,算不算立功?”这样的疑问,并不仅仅是在为女贼自己的委屈而辩解,而且是在追问我们的司法公正究竟在哪里?避重就轻的判决不但女贼难以接受,就是我们广大公众也感到愤愤不平。
所以,这样的神判决,在通过新闻媒体曝光之后,我们不知道有关上级法院能不能判决下级法院的审判无效;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神判决在被新闻媒体披露后,检察机关能不能积极主动地对这一案件判决提出抗诉?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法机关能不能为社会严惩腐败官员而绝不姑息养奸?
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我们的政法机关蓄意为某些贪污腐败官员隐瞒犯罪真相,就是在纵容犯罪。而且自己也应承担失职和渎职的法律责任追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起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面对歪风邪气,必须敢于亮剑。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因此,我们广大公众渴望有关政法机关敢于撕破上下级之间的脸面,为依法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对女贼提出的判决书质疑进行依法重审;因此,我们热切希望上级政法加官对那些在女贼盗窃案件中的贪赃枉法行为实施责任追究;因此,我们更希望对人为地隐瞒事实真相的腐败官员百万购物卡进行依法查处;因此,我们希望全国最高法院和检察机关,以及公安部,能够以此作为反面教材才,在全国开展执法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办案的人员一律实施责任追究,要把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认真加以贯彻落实,对于司法判决中的腐败现象必须依法实施零容忍,权大于法的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责任追究。只有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才能不让贪腐官员逃避法律的严惩;只有敬畏法律的权威与尊严,才能依法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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