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邓小平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基础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图为《人民日报》刊发的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考察了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图为在美国资深宇航员的引导下，邓小平登上航天飞机座舱进行模拟飞行

邓小平相关论述中蕴涵的国家治理思想

▲为了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实际上已蕴含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初始因子。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那么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实际上就包含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习近平在今年2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讲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新理念。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尽管邓小平没有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开拓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这里主要就邓小平的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来谈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以纪念这位历史伟人诞辰110周年。

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抉择。各种思潮汹涌冲撞。邓小平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的正确道路。这就以全新的角度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就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讲的较多的有三个时段。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集权。“文革”的灾难，充分暴露出这种体制的弊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如果不坚决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过去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邓小平谈到党的历史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认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十分艰巨，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为了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实际上已蕴含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初始因子。这个讲话后，邓小平于1980年和1985年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在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同时，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设立作为过渡措施的中央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篇讲话既是启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的标志性文献，也是党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起点。

（二）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

党的十二大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明显。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他提出，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就要突破妨碍改革的僵化思想，要党政职能分开。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总的路线、方针来保证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具体操作由政府负责。

邓小平在规划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时，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又是个新理念。2011年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其肇端正在于此。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内涵（在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思想之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已现端倪。

在邓小平推动下，党的十三大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三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广泛展开，努力健全和完善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开始实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异常复杂性和敏感性，在实际操作层面采取了坚决、审慎的方针，注重试验，鼓励探索，平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朝着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稳健迈步。

（三）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针，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及时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这篇谈话对改革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四个重要思想：一是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提出再过30年，即建党百年之际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旨在落实邓小平这个思想。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三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注），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是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如果说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那么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实际上就包含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因此，“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相关思想，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作了重要思想积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1996年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针；在1997年将此方针明确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2002年又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2004年提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可视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的“前生”。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在上述思想积累和升华的基础上（当然也包括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探索这个问题的丰富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